前期美国总统布什出访巴西，近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都提出能源战略合作的问题。在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的制订上，以巴西为首的生物燃料技术和以日本为首的节能技术都是必要的，其中尤以生物燃料技术成为中国当前的能源热点……
生物燃料的“世界大潮”
在2006年，许多国家提出了生物燃料的目标。美国则早于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燃料标准，要求燃料商提高生物燃料的年混合使用量，2012年燃料混合达到280亿升。在欧盟，法国规划了生物燃料到2015年占燃料比例达到10%的目标；比利时设定到2010年达到5.8%；德国要求从2007年开始混合4.4%的生物柴油和2%的乙醇，并在2010年将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增加到5.8%；意大利颁布法令规定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各为1%。除了欧盟各国和美国，许多国家也颁布了新的燃料混合法令，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和泰国。
在生物能源利用的法律政策上比较成熟的是美国、欧盟和巴西。美国是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大国。应当说，美国具有开发生物能源的重要优势，如农业产能过剩，生物能源开发可以增加农业收入。因此，相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美国对生物能源比较偏重，生物能源是仅次于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在生物能源立法与政策措施上，2000年就颁布《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指导美国能源部与美国农业部加强合作，为生物能源研发提供统一基准，同时要求采用财政和金融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研发；2002年颁布《农田安全和农村地区发展法案》，提出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要求农业部门制定生物能源采购政策，协调分摊商业项目成本；鼓励生物能源相关领域的教育计划等；2005年颁布《能源政策法》，对《生物质研究开发法案》和《能源税法案》等进行了修改，规定了一系列鼓励生物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的法律和税收激励包括：强制性联邦政府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生物能产品生产和消费补贴；技术研发支持；贷款担保等。美国的策略是以国家先期投入为引导，除了研发经费的高投入外，为了将生物能源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还积极培育相关产业链。目标是采用先进技术和精炼过程，降低生物燃料的成本，使其能够与汽油和柴油竞争。为此，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计划，如能源部生物能源办公室的“生物能多年计划”和环保署的“甘蔗乙醇计划”。另外，美国多数州设定了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或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手段鼓励生物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欧盟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或政策性指导文件。第一，这些指导文件设定了有约束力的目标，提出了生物质替代燃料标准和配额等强制性规章以及税收补贴等措施在内的开发利用综合政策体系。第二，欧盟通过能源科技计划对生物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和示范提供资金支持。在生物燃料上，欧盟给成员国设定了2008年生物质燃料占运输燃料份额达到5.8%的目标。但是，各成员国对该目标的达成是自愿的。形势所迫，2005年以来，欧洲许多国家一直在制定和颁布生物燃料的税收减免办法。
巴西1931年就通过立法强制推广乙醇汽油，是世界上最早立法支持生物能源的国家。1975年，巴西颁布法令实行“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增加政府投资、鼓励研发乙醇利用技术，改进乙醇发动机以提高乙醇在混合汽油中的比例。1993年这个混合比例提高到22%，2005年将上限提高到25%。2003年颁布法令，宣布2007年开始必须在矿物柴油中掺混2%的生物柴油，2012年增加到10%，以作为柴油汽车动力或发电动力。
中国生物能源的迎头赶上
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相对滞后，但近期发展迅速。2005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10亿公升。为了促进石油替代，2006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发展，同时还出台一些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但是，中国对发展生物能源有许多隐忧，尤其是可能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威胁粮食安全等。其次，对生物质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能源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缺乏充分的评估。
寻找石油替代是降低油价冲击的重要措施。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许多，但都有一个量和价的问题，即替代量太小和替代代价太高。生物能源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就有人提议，将大力发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作为实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战略之一。
目前80%左右的乙醇以淀粉质粮食为原料，约20%的乙醇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粮食类淀粉质原料的价格较高，因而抬高了乙醇的生产成本。利用秸秆类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乙醇目前还是技术难题。有专家认为，通过技术研究降低乙醇生产成本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不过其实，原料保证才是生物能源的关键限制，它影响成本和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主要粮食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用油则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不具备生物能源规模生产的可行性；近年来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的玉米，2006年由于出现供应紧张，价格随之上涨。供需不平衡引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超过技术改良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结果，以食用油为原料制备燃料油也不会有成本优势。因此，如果能够做到生物能源不与人争粮(油)、不与粮争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能源关键限制的原料保证。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发展生物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还是发展生物化工对化石能源的间接替代，不与人争粮争地是很难做到的。
当玉米通过加工可以转化成乙醇汽油时，玉米已经具有能源属性。另外的一些农产品如大豆、小麦、红薯、甜高粱等诸多含有糖分的农产品都同样可以转化成为生物能源。尽管目前还没有农产品应用在能源领域的实例，但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上涨，豆类产品成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甘蔗成为乙醇原料将会成为可能。
市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只要价格合适，规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除了树木秸秆，还可以吸入许多种粮食，就会演变成直接拿粮食去转化生物能源。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当石油价格上升到60美元／桶，美国的玉米价格开始受到影响。2007年美国新玉米上市的现货价格报价上涨加快。业内人士认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货源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中国累计进口国外大豆2840万吨，同比增加302万吨，增幅11.9%。目前，国内进口的大豆已经有相当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能源加工，如中粮集团已开始规模进军生物能源领域。美国的能源替代法案要求，到2010年，美国要生产75亿加仑的乙醇，而目前的产量仅为40多亿加仑。就生物质资源的优势，应当鼓励美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但是，在美国的带动下，国际粮食价格也有上涨的可能，进而影响中国粮食价格。
优惠政策制订背后的粮食顾虑
中国生物能源的规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生物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6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发展燃料乙醇至1500万吨、生物柴油500万吨。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但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不用政府鼓励，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农民种植出来的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到那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和应付食品价格上涨。中国农产品谈不上过剩，生物能源的石油替代一定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城镇居民却没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相对于人口)，农产品很难实现大幅增产(相对于目前生产水平)，生物质资源不足，这是中国规模发展生物能源的首要障碍。能源安全很重要，粮食安全更重要。因此，中国的生物能源作为石油替代不会有很大的前景，充其量是一个补充。生物能源可以是新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但不能夸大其替代作用。毕竟，和其他新能源如风电不一样，生物能源是有后顾之忧的。也就是说，即使国际油价高位徘徊，石油资源急剧匮乏，中国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条可持续规模发展的石油替代之路，对其期望不能太高。
因此，在扶持发展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与粮食争夺土地，而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应该鼓励技术进步和企业提高效率。为了防止过度投资，必须将财税扶持政策针对特定的对象和范围，还必须有一套针对由于市场力量而导致过度投资的办法。2007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敦促美国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并称到2017年将美国的汽油使用量降低20%。之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指责美国总统布什推行从农作物中提炼乙醇作为燃料的计划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储备枯竭。这种说法可能比较偏激，但不能说毫无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