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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感
其实不是偶尔有感，而是感觉太多，不吐不快了。今天在海上闲着无事，海面也是阴雨迷蒙。翻翻天涯的帖子，无意间翻到一个宅女做的字配画的帖子，看到一句话，突然想起了以前。当我还是一个买办的时候，我过得生活，大约就和这个帖子里面的画一样吧？原画如下：
配字是：每晚，我都在做沙发土豆。很厌倦这样的生活状态。
图下面还有一行字：我知道，这个城市里，寂寞的人很多，但是我们都很会掩饰。表面上，我们都活得很光鲜。
看了以后非常有感触，以前每天下班以后，虽然家里有人做饭，但是我还是吃了饭就开始打游戏。好像家人是空气一般。我当时不懂，在学校里面非常好的感情，为什么当我一踏入社会立即就变得淡了。而且一有矛盾，马上转变为冷战或者热战。我们想好好改善相互的关系，却只是抱在一起痛哭。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是生活和工作撕扯着我们的感情。只是我刚工作的时候由于需要尽快打下经济基础，因此默认了这种“令人厌倦”的生活方式，而衣食无忧的老婆一直不能接受。由于工作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精力，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精力去社交了，因此我们才会这么寂寞，有时候，有些人会掩饰这种寂寞，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让那些没有加入快工作节奏的人接触，使得外人对我们生活的不了解，才会觉得我们光鲜。
上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买办云集的地方。连本地的很多公司的工作节奏也向外国公司看齐了。因此有那么多人在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上，精力消耗于工作太多，精神方面得不到补偿，因此像这个帖子的主人一样，“每晚，我都在做沙发土豆。很厌倦这样的生活状态。”如果缺乏精神方面的东西，又不会好好的调整的话，就会扭曲自己的心灵，甚至走上堕落的边缘。
这也算老百姓在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代价吧。
另随笔：
晚清的一个辫子“魏源”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在逐步的执行这种策略。PRC建国前60年，通过休养生息，培养了大批的“师夷长技”的人才，但是目前来说这种策略已经过时了，因为在解决了2弹1星这样跨时代（从城市小作坊生产跨越到集团科研，可惜在那几个海归的钱学森之类的之后，这种集团科研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导致科研形不成合力，重复研究太多）的技术瓶颈以后，在社会管理者心目中，打不起世界大战了。于是社会管理者变开始对“夷长技”表示不屑了。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才会出现那么多思维僵化的人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些人，以乌有之乡论坛的张宏良为代表，本质上是要停止中国加入世界合流的大趋势，他们希望啥呢？他们只希望国家能够抵御外国军队，而老百姓不必改善生活状态，“一旦学了这些 “奇技淫巧”，一个人就可能玩物丧志，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下去。”（摘自百度百科“师夷长技以制夷”）简直跟金二胖在朝鲜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尽其所能辱骂改革开放，要求回到那种“夜不闭户”的状态，可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和金二胖的国家一样，老百姓穷的家里根本没啥可以偷的。乌有之乡活动的真是一群蛆虫啊。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提出的，肯定不是为我等P民考虑，当然乌有之乡那群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都是一群自以为是社会管理者的家伙，其实他们只是捧臭脚的，和perry家族，董大姐这样白天唱15的月亮，晚上睡星哥床上的，以及最近在反三俗中充当先锋攻击郭德纲而被揭发出来的那个叫comedylife的网络打手一个德性。
那么既然别人不为我们考虑，我们总得为自己考虑吧，首先，我们是谁？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先看看古往今来的历史。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从庶人中逐步脱离出来，并走向话语权的核心的呢？首先士大夫崛起的内在条件是有一定的才干，不管是领兵打仗的能力，还是运筹帷幄的能力，都能做到和想到别人所不能做到和想到的东西。士大夫和普通只会执行的庶民还不一样，因为他们能看清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机械的执行以前正确，现在随着时代进步已经不正确的方案。外在条件是社会发展，需要管理的内容逐步变的复杂和分工明细，客观上需要增加一批社会管理人员，而国家之前的管理人员，比如皇族和门阀，已经满足于生活安逸，并不了解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改变，更不了解社会管理必须要增加什么样的部门和这些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管理。所以这个时候士大夫阶层的诞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少数看到了将新生的士大夫阶层纳入社会管理人员范畴的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比如孟尝君，春申君之类的，当然由于门阀识别士大夫的能力很差，出现了鸡鸣狗盗这样的成语来证明孟尝君不能鉴别人才重要程度的事情，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早期的人也发现，有引导门阀来识别人才的能力需要，于是，毛遂自荐这样的成语就诞生了。士大夫阶层因为来源于草根，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他们逐步的进入到了社会管理人员的范畴并且帮助国家向前发展。
我选取比较有代表的武将文臣可以做一点佐证。一个是吴起，此人自己有能力，但是在哪个国家（鲁国，魏国，楚国）都受到了一帮门阀的嫉贤妒能。表明他和之前的门阀有根本区别。门阀往往是建国初期或者国家危难时期鼎力支持皇族或通过联姻等手段和皇族有极为亲近的私人关系。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与皇族是工作关系。另外一个代表是引起秦国强大的商鞅，他帮助皇族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百姓好战而耻于私斗。通过严峻刑法使得国家内耗降低，从而为秦国建立霸业基础。当然，他和敬爱的朱总理一样，在门阀中骂名很重。在国外，有代表性的比如武将方面的隆美尔，在意大利军队已经在非洲被消灭10个师左右的兵力，局面灭顶在即的时候，居然就带了几个师去，把英军打的满地找牙，而且在德国防军准备反抗希特勒的密谋中被推举为未来的领袖，如果那次刺杀成功，德国防军将接管政府并与同盟国讲和，但是他也非常有远见的看到死去的希特勒比活着的更可怕，好像2000年的时候搞的民调显示20世纪最出名的，居然还是希特勒，也印证了他的看法。文臣方面的马基雅维利，以《君主》论将西方一直以来弱于东方的政治策略进行了学术化，并与本来就富有协商能力的民众进行结合，从而催产了现代的商务制度和证劵制度。中国的商业制度和证劵制度至今都处于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就是因为中国只有政治策略，而缺乏富有协商能力的民众基础。协商者太少，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算了，说远了。
有了新阶层的产生，就需要以往的阶层来承认，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记得以前中学读《祥林嫂》的时候，对柳妈特别讨厌，自己被社会戕害，又去戕害别人。当有人提出新想法的时候，根据协同学的原理，其他不理解又不会自己判断的人会本能的抵制。在中国，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当商鞅和吴起这样的精英出现的时候，不管他们对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门阀和皇族都以杀死他们为己任，甚至为了射杀吴起不惜连楚王的遗体也一起射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焚书坑儒。士大夫阶层如何来进行抵抗的呢？汉初董仲舒成功的解决了皇族急于对新产生的门阀的行为进行规范的问题，创建了一套礼仪，算是部分实现了孔子“恢复周礼”的理想。从此士大夫阶层逐渐取代门阀成为社会管理者的主力。在汉朝之前，天下太平的夏商周三代，门阀往往会延续到朝代的末期，从春秋开始，门阀，或者我们通常叫的名门望族的存在时间大大缩短，春秋初期有数百个门阀，他们在平王东迁，国立衰微以后，摆脱周天子的控制而自称公，不能称天子，相当于诸侯，其实是周朝的附属，开始像齐桓公还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来没人甩天子，干脆自己忙着争霸了，楚国还跑来问天子的九鼎有多重，到战国开始只剩下几个诸侯了，其他的包括周朝已经被吞并。以晋国最为典型，终于有一天，晋国所剩的最后4家门阀发生混战，其中一家灭亡，剩余三家将国家分为赵魏韩三个国家，而且由于是士大夫阶层出身的皇族，管理国家方面很有一套，都还是很强大，当时魏国经常把秦国打的瓜兮兮的。赵国一直到战国末期都还是秦国的劲敌。
这种承认是需要很大的社会代价的，往往是以几百年的剧烈的社会斗争。而一个阶层的崛起也是在这种剧烈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阶层的组织，并最终获得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在获得实际控制权的道路上，通过各种斗争的洗礼，士大夫阶层形成了一个文化人圈子，并且立下了规矩，这是他们立的规矩，当然很有利于他们，他们的规矩是啥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就是把士大夫阶层凌驾于法律惩罚之外，在以前，只有天子和门阀的人有这个能力，但是文化圈子制定的规则，肯定要强调自己的利益。这个圈子的形成和成长付出了血的代价，文人经常被各种其他阶层BS，主要刺激他们的除了门阀和皇族，还常常有太监这群刺头。可是太监虽然接近权力中心，但是实在是文化程度低，无法理解文化圈子里面的人的思维，因此屡屡落于下风，仅在屈指可数的几个阶段有过辉煌，然而也只是昙花一现，比如“高俅”这个典型，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主要是当时社会管理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像高力士这样有成熟政治手腕的太监作为榜样。到了宋朝，文化人的圈子实力到达鼎盛，基本形成了不杀“文人”的惯例。可是在清朝，由于是外族控制社会，他们不理解中国文化，为了打击文人，搞了一大堆文字狱。算是对士大夫阶层的冲击，可是清朝中期以后八旗子弟确实人才凋零，到了晚清不得不启用士大夫阶层的左宗棠，袁世凯等人。这帮人一拿到舆论控制权，八旗子弟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这个文化人的圈子现在还在控制着PRC，当然，和魏源的思维一样，文化人圈子经过2000年的时间，社会已经进步和发展了，简单的说是社会生活变的复杂和丰富了，原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生活，已经被光怪陆离的西洋镜所取代。就算不想去学习那些奇技淫巧，也会被大炮火枪逼着在学习和死亡之间选一条，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已经慢慢的被工业化所侵蚀，新的阶层正不停产生，比如买办，比如，城市无产者，随着社会复杂度的增加，社会管理者必须学会新的管理方法，否则就要吃大亏，比如晚清很轻易的就把海关的控制权交给国外，让大批的鸦片流入中国，戕害老百姓。这就是社会管理者，也就是当时的文化人圈子没有判断能力的一个例证。这从晚清灭亡的10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社会疯狂的吸取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使得整个社会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而且由于惧怕要发生大战争，人口的增长也非常惊人。所以整个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人圈子所能管理的范围。简单的一个比喻，运输5袋粮食，1辆独轮车加一个有劳动能力的车夫就可以了，可是要运输500吨粮食，不管用独轮车，还是用载重卡车，所需要的管理技能，都和运输5袋粮食不可同日而语。
好了，既然魏源的思维已经不足以满足今天的社会复杂程度。那什么样的思维才能满足呢？新兴的阶层又是什么呢？他们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决策模式呢，他们对社会管理的精细程度又会有多大的增长呢？
我觉得只有用数据说话，当然不是捅鸡局和卫生部那种数据，而是真实的实验数据，并随时修改，因为社会更庞大复杂了，船大不好调头了，只有不停的改进才能将一台复杂的机器或者庞大的社会管理好。而目前来说，一项新技术，在其实验阶段，有一点问题很容易被否定，是由于，作为决策者的文化圈子里面的人不了解一项技术，必须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实验和改进才能够达到希望的状态，说白了，浅尝辄止的文化圈的人，是管理不好工业社会的。主要原因内在的在于文化圈的人数学水平太差，外在的在于社会确实膨胀的特别快。另外，一项技术的诞生，一旦提高了效率，很可能就得到推广，而以前来供应的那些供应商的收入必然要减少，因此遵照协同学的规则，他们会抵制对新技术到处挑刺，要是挑到了就大肆宣扬，这就是中国技术进步很难的根本原因。只有勇敢的抛弃了那些利益，才能使技术进步转变为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转变为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防水平的提高。这一点上，敬爱的朱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普通公民所追求的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师夷长技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是魏源所不理解的，在他心目中，庶人追求什么尊严？现在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感觉作为技术方面的工作人员，普遍有了获得尊重的追求，但是管理者还没有意识到。这对生产积极性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新兴的阶层是什么？国际上有国际银行家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共产国际，美国石油工程师学会等等各色组织。这些虽然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各自的领域下，发挥着比政府更重大的作用。我观察这些组织，由于对各自的领域非常擅长，都是一群精锐。所以中国未来的某些这种组织有可能会逐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而文化人圈子的影响能力则会缩小，如果他们在逐步失势的过程中剧烈抵抗，则会沦为庶人，就像末代皇帝赙仪。
而如果他们主动配合，融入新势力所形成的新圈子，则能够得到名义上的保存。就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皇室逐步成为一种外交和文化上的象征，而对社会管理权交给内阁来执行。甚至每年花费的预算也要内阁来商议。小日本也是一样。如果“天皇”当初没有亲自阅读投降诏书，或者抵抗到底，可能也要被美国给推了。所以各种社会组织，什么车友会啊，歌友会啊，民间反扒联盟啊，养狗养猫联盟啊，网络上的各种圣战团啊，自闭儿家长联盟啊，魔兽世界吧的各种揉脸党，春哥党之类的，他们会部分的承担起社会协调的职责，从而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他们会受到文化圈的人的本能的抵抗，就像士大夫阶层开始崛起的时候受到门阀的本能抵抗一样。历史是螺旋前进的。。士大夫阶层受过一遍的苦，各种组织也要受一遍，当然可能没那么严重，比如最近维基泄密要泄漏美国的一些情报出来，美国大为光火，但是也不能像太监收拾不听话的大臣那么直接。
他们会形成什么样的决策模式呢？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大脑式管理，是法国拉法基水泥的头头的老爸写的，看了以后深有感触，简单的说就是协商。举个例子，牛顿定律研究单个物体运动和两个物体运动没问题，但是在三体问题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堆随着时间增长逐步扩大的误差。后来有了各种非欧几里得几何的数学基础以后才逐步了解怎么回事，当然科学无止境，这个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为什么牛顿定律这么经典的却无法解决三个物体运动的运动规律呢？原因是三个物体运动的时候很复杂，要用以前的计算方法运算步长太小，运算量太大。通过协商，这种低成本的社会方法，比告官能解决很多问题。社会也更流畅的运转。所以商人，在这个阶段社会地位应该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协商能力是很强的。
对社会管理的精细程度有多大提高？小日本的工厂整的JIT系统（just in time）可以做到什么呢？生产线上的每一个螺丝都能管理到。当2000年互联网高潮的时候，美国人甚至提出，给地球上所有的沙粒一个IP地址。这是什么概念？当然这需要一些时间来不停的实验和验证改进。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说了这么多，真累啊，休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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