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以为他们会富起来。但是，他们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去的美国，对投资、创业了解得很少。退休时，父母唯一的资产是家里的住房。
另一方面，妈妈的妹妹、也就是嫁给工厂老板的那个妹妹，孩子小的时候几乎从来不需要工作。她住在有大门、游泳池的时尚小区内，还有保姆！我妈妈恐怕只有梦中才请得起佣人。
我的亲戚也代表着中国更普遍的一个趋势。最近一些年，很多中国人都从经济腾飞中受益，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政府或者国营公司工作的人、那些很勇敢的人，以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就说勇敢吧。我想起一位在北京的中国记者朋友。他来自山东一个小村子，是全村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常年在一家很小的国营报纸上班，工资很低。一次到重庆去出差，心血来潮，用存款买了一套房子。后来，房价飞涨，他收益可观。
受过教育的人得益于职业发展机会更多。我的一个朋友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一样能讲流利的英语，在一家急于在中国投资发展的外国医疗保健公司上班，工资很高。本世纪第一个10年，物价还便宜，她把部分工资投资在北京郊区的廉价房，然后出租。像她这样的人可以出国旅游、买名牌精品。她开玩笑说，现在就缺老公了！
看起来，许多长期以来羡慕那些发达地区—比如香港、台湾、美国—的中国人总算赶上来、甚至超过了对方。现在，你会听到中国富人买法国的葡萄园、纽约曼哈顿豪宅。
中产思变
但是，中国的富人和中产也不是没有担忧。最近从北京飞回台北，身边坐着的是一位参加过6·4游行示威的人。不足为奇的是，他也加入了致富大军，现在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走动。
但是，左先生（Mr. Zuo）告诉我，中国富人和中产也更加希望中国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政治改革，甚至是特权阶层。你可能会说了，他们肯定更希望维持现状。但是，左先生说，大富豪们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玻璃屋顶，现在，他们希望体制能改革，确保已有的财富受到保护，确保有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中国的中产阶级希望体制能改革，确保已有的财富受到保护，确保有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同时，中产阶级希望获得我们在西方认为想当然的一些基本保护，比如，对那些可能让他们的房价大跌的开发项目的否决权，或者，获得公正赔偿的权利。
确实，有调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缺少安全感。因为社会安全保障不健全，他们仍然把收入的大部分存起来。
像我那位做公务员会计的表姐，她有部分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保险，但是，这不包括治大病，比如癌症。她说，如果家里有人生了重病，全部存款有可能被花光。
我的这位表姐和其他许多人也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不再全靠关系、更公平的就业市场。 但是，很明显，许多中国人的日子与从前相比好过了许多。就算那些出国的人，也不过是为了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钱放起来，遇上麻烦能躲开政府，给孩子一个接受外国教育的机会。他们和左先生一样，在寄居国和中国两地来回走动。
再说我的亲戚，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再指望我们会给钱，我做梦都不敢再想给他们穿剩的衣服了。我们去探亲，他们请我们吃山珍海味，没有人指望我们买单。
另外，没有人想出国了。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的唯一的帮助是教孩子英语。他们希望孩子能到国外去上学，但是学到了本事，就立刻回来。
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现在，在中国的机会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有亲戚的人，大多数人都穿着同样的松紧带裤子、带扣子的衬衣、布鞋。我同班同学的父母都在国营工厂、或者事业单位上班。
1979年，我们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之后，我和父母、姐妹一起会回到广东中山的老家去探亲。80年代，我们的亲戚仍然住在祖辈传下来的旧砖房中。我母亲被看作家中最有钱的人。她帮助几个兄弟姐妹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探亲期间给亲戚钱，虽然她和我父亲在唐人街餐馆、工厂做工薪水很低，还要养活五个女儿、还房贷。亲戚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包括很不起眼的东西，比如穿过的衣服。
但是近几年回中国去探亲，父母和我目睹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山，我的一个姨父是第一批下海做生意的人，现在，他拥有一家生产电子配件的工厂，雇着许多民工。当年他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需要的投入很少。工厂为其他公司组装产品，搭乘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顺风船。
一个40来岁的表姐是公务员会计，在有大门、精心修剪的草坪的小区内有两套房子。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也是中国国营企业买房体制的受益人。原来，政府、国营公司会给员工分配破旧的公寓，现在改盖新房，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员工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