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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纽约10月1日电（徐澍）本周一晚间，美国国会两党有关政府支出法案的僵持最终没能在本周二零点之前的最后期限内获得解决。自10月1日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停摆。涉及美国安全等方面的政府雇员将继续工作，但薪水将在国会恢复拨款后到位，这部分员工的人数达一百万，而另有超过八十万的非例外部门的雇员会开始停薪休假。

从上周日众议员提出以将奥巴马医改法案延后一年并减少税费作为附加条件的支出法案之后，各方舆论已经倾向于认为政府铁定关门。奥巴马政府及其幕僚在之前已经明确表明，不会接受会影响新医保法的任何支出法案，民主党认为共和党应当支持一个相对“干净的”、不带有附加条件的支出法案，与此同时，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于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立场未发生动摇。周一晚，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要求奥巴马医改延迟一年的预算法案进行了“打乒乓”式的反复商议与投票。最后众议院对于修改过的议案已经不再寻求投票。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周一晚上11点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选举过后的一个结果进行的争执，在政府一个分支产生的内部纷争不应影响到整个政府的运行。”在零点前约半小时，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准备执行部分政府部门停止运转的计划。10月1日0点开始，美国政府正式关停。

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月1日凌晨，美国国会并未就政府预算达成妥协，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面临17年以来的首次停摆。

此前，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院通过将奥巴马医改计划推迟一年的议案，以便“省下钱”为政府提供运营资金；众院以248对174票通过废除医疗设备税，并以231票对192票通过将医改推迟一年提议。但参院随后对这一议案进行否决。

当地时间10月1日到来前数分钟，白宫下令联邦各机构关闭。这也是美国政府17年来发生的又一次关门停业事件。

上一次美国政府停业发生在1995-96年度的克林顿政府时期； 起因是共和党反对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

分析指出，一旦上述情况再次发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再次发不出工资、养老金、抚恤金等开支，全美数以万计的公务员将被迫放无薪假，并且可能永远无法讨回政府拖欠的工资。

11万人天安门冒雨看升旗 结束后满地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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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素质亟待提高啊！

俄罗斯宣布终结付费医疗制度 公民看病永久免费
央广网北京10月8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近日在一个医疗媒体论坛上宣布，保证俄罗斯公民将永远在俄罗斯联邦内能够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而且保证医疗服务项目每年都会增加。这意味着，俄罗斯公民在公费医疗上享受同等待遇，任何人都不会因没有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急需动手术的病人也不必 以缴费为手术的前提条件。

国际台驻俄罗斯记者燕玺用自己一次进急诊室的经历介绍了当地“免费医疗”的优越：

燕玺：俄罗斯是医药分开的，普通公民到医院去看病是免费的，一些常规病，比如像感冒，医生开处方，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医院和药店相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药店的的售价也不是特别贵，国家对于这些基础药品的价格也有限制。对于一些重大病症，包括癌症，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重大病，所有这些医疗的费用都不用个人来承担，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包括你在医院住院的食宿全都是由政府承担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医疗体系经历国家资金撤出向强制医疗保险过度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不少混乱局面，但是，在现有强制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下，联邦资金有力注入，情况大大好转： 政府负责为老人等弱势群体买单，企业负责为雇员买单，病人到医院只需说出自己的医疗保险卡号，就可以享受到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服务。

不过这些年“免费医疗”也出现瑕疵，普京上台后正在努力弥补。

社科院研究员孙壮志：虽然名义上你是免费的，但是真正上老百姓在就医的时候这些药品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包括一些大病，包括一些重症，你需要额外去付费。也有免费的，但是这个免费的指标非常少，一个是你要等这个指标的话等待时间非常长，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审批机构，在这里面里面一个是效率低，在这里面就有一些贿赂的事情，所以实际上老百姓对这些事情还是有一些诟病的。

俄罗斯的全民免费医疗希望向北欧国家看齐，拿北欧当榜样。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赵俊杰说，其实，欧洲的福利制度也是“因国而异”：

赵俊杰：北欧国家因为是从曜南到神木的一个福利制度的典范，所以加上是小国管民型的，芬兰这样的500来万人口，他要做这个免费医疗是完全做得到的，你看欧债危机以后，他都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大的国家是德国，能够中流砥柱，小的国家芬兰也好、瑞典也好都不错，但是大的国家，像法国这样的、西班牙很难。

数据显示，2009年，俄罗斯医疗支出共计占GDP的5.4%，其中，国家投入占GDP的3.2%，私人支出 占GDP的2.2%。那个时候，公立医院还存在着相对医疗设备落后、药品短缺、医疗服务差等问题。

如今，俄罗斯政府正努力提高公立医院人员待遇，以填平医药分离的利益差距。

社科院研究员孙壮志：我觉得俄罗斯目前他有一个方向，国家这一方面投入力度会增大，就是说过去实际上它是以单位交纳的医疗保险为主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它等于是如果将来不会有付费医疗了，实际上就是国家在这方面保障可能更多更充足。

不过，国家的投入与经济实力紧密相连，这些年，俄罗斯因为资源优势，经济大为复苏，政府加大对医疗系统投入正合民意，而要保证大国福利政策持续稳定，其实，比一些北欧小国 难度系数 真心要大很多，全民免费医疗之路，对俄罗斯， 是个考验。
http://news.qq.com/a/20131008/015565.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1010/000834.htm

我国上网费用是美国4倍、网速却不及美国一半；网络运营商宣传上网的带宽有10兆、50兆，但实际测速却远低于此；宽带销售，经过层层盘剥，所有费用最终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相关法规的缺失，让消费者面对运营商投诉无门。消费者同时也发出疑问：高速宽带为何“不快”、“不宽”？

10月25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在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宣判，薄熙来上诉被驳回，二审维持无期徒刑原判。

图片:QQ截图20131101120432.JPG

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详细]。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废除中医”，是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详细]
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详细]
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详细]
需警惕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详细]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详细]。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废除中医”，是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详细]
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详细]
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详细]
需警惕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详细]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