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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丰碑:石油人物简史"有奖征集活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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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英才秦同洛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以百计的石油科技专家在大漠戈壁、茫茫草原,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其中一位被尊称为“秦教授”的油田开发专家,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说起石油人对“秦教授”的尊称,要比他正式获得“教授”职称早30年。
    秦教授虽仙逝多年,但依然活在海峡两岸石油人的心中,活在国际石油友人心中。
    新中国第一个采油厂的首任厂长
    1944年秋,一位满怀“工业救国”抱负的热血青年,冒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华大地的炮火,从贵州搭乘运送石油物资的卡车,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历经48天的磨难,来到了嘉峪关外祁连山麓的老君庙油矿。油矿虽只有油井9口,年仅生产原油61350多吨,但在当时可算是中国相当现代化的企业了。就在他来到这里之前,油矿炼油厂还生产出了供应飞机使用的特种汽油。他顿觉自己真正投入到抗战工作中了。
    这位青年,就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新中国石油人尊称为“秦教授”的秦同洛。他192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西南联合大学分校。时年20岁的大学生秦同洛,被分配到油砂工程室作实习员。他从油井测试做起,开始了漫长的石油人生旅程。
    通过一系列的油田开发测试工作,秦同洛成为我国最早从事试井及岩芯分析工作的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研究实验,1948年10月,秦同洛写出《老君庙油田动态初步研究》一文,认为老君庙油田气顶非原始气顶,是顶部开采过多所致,据此提出了“目前采油诸井,其日产量严加限制”的建议,使油田恢复正常生产。这一研究成果,是秦同洛热爱科学、注重实验精神的初步体现。
    1949年9月25日老君庙油矿解放后,成立了玉门矿务局,到1950年,玉门油田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采油厂,任命秦同洛为第一任厂长。他以科学的精神带领职工积极工作,千方百计增加产量,当年生产原油9万多吨,用实际行动支援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1953年,石油管理总局决定编制玉门油田注水开发方案,秦同洛负责工程部分的制定工作。1954年3月,我国第一个油田注水开发方案设计完成。这个方案实施后,油田地层压力逐步恢复,采收率得到提高,为把注水工艺引入油田开发提供了经验。
    把聪明智慧倾注到大庆油田
    1960年2月,中央批准了石油部集中优势兵力,开展勘探开发大庆油田会战的报告。已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5年的秦同洛,应召赶往松辽盆地,担任大庆石油会战地质指挥所副指挥、采油指挥部总工程师,主管测井工作。秦同洛深感“责任重大”,主管测压工作,就是主管油田的“灵魂”。因为油层压力每变化一个大气压(105帕),都会出现生产的不稳定,压力资料必须取全取准,不能有一点的含糊。
    秦同洛在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各路调集来的专业人员,成立测井队,迅速展开了油井测压工作。当时油田工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秦同洛带领大家,冒着雨雪,趟着泥水,扛着仪器,背着钢丝绳,一步一滑地走20多公里到井口测压。晚上没有地方住宿,几个人挤在一起,顶着雨衣,坐在草地上过夜。试井队奋战了半年多,获得了大量已投入生产的油井压力资料,秦同洛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大庆油田饱和压力、油井温度等重要参数,并建立了一整套油井分析制度。
    大庆油田第一批油井钻成后相继投入试产,但油井产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怎么办?余秋里部长请石油科技专家献计献策。秦同洛以他调查的油田动态资料为依据,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油层压力系数不高,接近于1,气油比也不高,油井自喷能力弱,这可能是影响油田高产稳产的两个缺点,如果不积极采取注水来提高油层压力的工艺措施,不仅是油井采油量不稳定,还可能形成油井早期停喷”。余部长觉得很有道理,并同会战领导同志又听取了李德生、田在艺等专家的建议,大庆油田会战领导小组果断做出决定,将萨尔图油田中部22平方公里作为油田开发的第一个生产试验区。秦同洛是生产试验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通过对试验区一口井一口井地对比,一个小层一个小层地对比,比较清楚的认识了各套油层的特点,取得了油田开发的经验,为制定油田全面开发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庆油田第一个试验开发区经过一年的生产实践,获得了数百个油层的对比资料,在对这些资料分析研究过程中,秦同洛对油田地下情况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油田技术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总是言之有物,议论有据。在一次重点讨论“先上萨尔图还是先上葡萄花”问题的勘探开发布署会议上,康世恩副部长点名要秦同洛发表意见。秦同洛从地质构造、油田动态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比,郑重地说:“先上萨尔图。”经过反复论证,会战领导小组于1961年4月作出了“先上萨尔图”的决定,指定由秦同洛与童宪章、李德生、谭文彬负责编制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公里面积的先期开发方案。在编制方案的紧张工作中,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方法,邀请全国各大学的研究所的85位有关专家参加,认真进行对比分析,技术论证和生产检验,根据80多口探井资料、28000多块油层岩芯的分析数据,对油田地质特征、油层分布规律、油层压力等系统地做了深入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开发层系的划分和井网的规划及早期注水的原则,编制完成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公里的开发方案。这个方案于1963年4月开始实施,到年底就生产原油439万吨,生产能力达到了开发方案设计年产500万吨的水平。余秋里部长在评价这个方案时指出:“大庆油田第一个开发方案和一套开发方针政策,是在没有外国人参加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定出来的……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65年,萨尔图146平方公里开发方案,获得了国家级奖励。
    以广博的知识经验培养石油人才
    1954年初,中国第一所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建立。秦同洛从玉门油田生产现场,调往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采油教研室任教。建设初期,那真是“一张白纸”画画,一切从头做起。他充分利用近10年来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参照苏联教材,编写了“采油工程”、“油田开发”两本教材,并自己负责讲授这两门课程。从此,“秦教授”的尊称,也就从北京到油田广泛传播开来。1958年,他带领学生参加四川石油会战,在现场组织学生建立研究站,吸收修井队和油田技术人员参加。通过在生产实践中教与学的形式,锻炼增强了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秦同洛经历了5年大庆油田试验开发会战之后,1964年,又回到了北京石油学院,任科研处长,负责科学研究及培养研究生工作。
    1972年、1978年,秦同洛先后在新组建的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除进行科研工作外,主要负责石油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组建了研究生部,在他生前就培养出了硕士研究生430人,博士研究生55人,分配到39个石油企事业单位,其中有一批人成为国家有贡献的专家、教授和生产技术领导骨干。
    秦同洛不只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担任过中国石油学会副秘书长,多次担任中国石油学会与世界石油工程师学会(SPE)联合组织的科技报告会中方主席。他以中国石油专家广博的专业知识、独特的学者风范,赢得了各国石油学者的广泛赞誉,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石油科技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还开辟了海峡两岸石油科技交流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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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ipse126 财富 +30 版块管理 20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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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英






  他是我国石油炼制工业的主要创建人,他的前半生在大陆,主持玉门油厂,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先驱和炼油的第一人”。他的后半生在台湾,主持“中油”公司,成为“台湾石油事业的创始人和经济起飞的功勋人物”。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电中外,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历史学家在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这是场为资源而战的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耶金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中,更坦直地说,是为石油而战。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当时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的力量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一方面是国外的汽油进不来,而以酒精替代汽油又不理想;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桐油因无法外销而大量积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试图谋求动力油料自给,欲以西南之桐油提炼汽油,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
  危难之际,人才成了关键因素,谁能挑起这项重担?人们想到了刚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金开英。

  家世及求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金开英(字公  )出生在江南水乡——浙江省湖州府南浔镇的一个富商家庭。南浔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清末至民初因蚕丝业而富甲天下,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的富商群体,富可敌国,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发生地。
金开英的曾祖竹庭公(金桐)就是南浔的“八牛”之一,他会讲“洋泾浜”英语,1842年上海开埠后,在沪做“丝通事”,并开设了“协隆”丝号经营南浔的“辑里湖丝”。因为他诚信经营,与人为善,很快便成了当地有名的富户,人称“小金山”。金开英的祖父沁园公(金焘)在继承并扩大家业的同时,醉心西学,且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几个儿女在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之后,又开风气之先,远赴英国留学,故其子孙皆能于中西文化怡然相习,可谓人才辈出。到了民国初年,金家已享誉艺林,金开英的父亲金东溪(金绍堂)、四叔金西崖(金绍坊)是著名的竹刻家,大伯金北楼(金城)是民初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姑母金陶陶(金章)、堂兄金潜庵(金开藩)也亲炙艺事,表弟王世襄后来更是成了享誉四海的收藏鉴定大家,一门风雅。
  1924年,金开英自清华学校毕业,公费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由于其在清华后四年的高等科主修的是经济,但他的兴趣偏好理工,所以赴美后即改习化工,并直接入大学三年级攻读。当时赴美留学的学生多半前往东海岸大学,去西部的较少;而他的父亲东溪先生则建议他入西部的威斯康辛。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金开英有一个表兄王世富(王世襄之长兄)也在威斯康辛读书,彼此可有个照应;更重要的目的是,东溪先生希望儿子能够熟谙这一后起区域的情况和经验,以图回国后可更好地为国效力。三年后,金开英自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理学士学位,当年即学成归国。
  他回国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北京的一所美国学校教化学,又在北平大学教授工业化学,如是大约一年时间,对就业环境不是十分满意。由于当时清华公费留学的期限是五年,金开英只用了三年,所以尚有余额可用,于是他自备旅费,再度赴美留学。此次入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仍习化工。

  主持沁园燃料研究室

  在哥伦比亚期间,金开英从J·J·Morgan教授专攻燃料研究,两年后,在化学部门取得了工程师和硕士学位,又在“Bureau of Mine”实习了三个月。正在此时,金开英收到了三叔的来信,希望他回国主持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
  地质调查所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当时仅有六七十人的单位,后来却走出了24位院士,汇集了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王竹泉、黄汲清、杨钟键、李四光、斐文中等一大批科学大家,所以有人把它称作“中国近代科学之根”。著名科学家黄汲清院士曾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1930年,地质调查所想建立一个燃料研究机构,然苦于既无场地也无经费。当时的所长丁文江乃向好友、实业家金绍基(字叔初,金开英的三叔)募捐,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叔初先生毅然决定捐五万银元(另一说为三万)建造一幢三层大楼,供学术研究之用,并以其父金焘的字“沁园”命名。
  1931年金开英束装回国,出任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他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质调查所取自全国各地的煤和油的样本加以分析,汇集成册,由地质调查所出版。如《中国石油之成分》、《中国各省煤质分析》、《中国各省燃料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报告,都是在金开英的主持下完成的。今天我们还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这些珍贵资料。

  当时的研究风气很盛,一群年轻人都你争我赶,刻苦钻研。据金开英回忆,当时研究室主要有四个研究主题:一是低温蒸馏,就是把煤干馏,分成轻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萧之谦主持。二是轻油合成,将一氧化碳与氢用触媒合成为汽油,由熊尚元主持。三是氢化石炭,即氢化煤,由金开英主持。四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由宾果主持。这些研究,尤其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的研究,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决定将地质调查所从北京搬迁到南京。新任所长翁文灏考虑再三后,决定将所有搬迁业务,包括新厦建设、设备采购、室内布置等事项全权交由金开英负责,由此可见翁文灏对他的信任。193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搬迁到了南京新址,金开英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展现出了独特的经营管理才华。
  1937年8月,当金开英第二次从欧洲考察煤、油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

  临危受命

  1938年,金开英临危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厂长。
  为何选择金开英?因为早在1933年,他主持的沁园燃料研究室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用,而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宾果此时远在美国,于是这个炼油的任务就落在了学化工燃料出身的金开英身上。
  建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土地。金开英初到四川时,因为人地生疏,颇感困惑。有一天,在路上巧遇清华同学王德郅,他的好友黄明安是四川首富,便介绍给金氏;事有凑巧,金开英因曾为黄氏做过煤矿分龆芯山弧;葡壬澜鹂⒁彝恋亟ǔУ氖潞螅鞫锩Γ肫湟銮捉挥谥厍旖记囊豢榈芈舾擞统В虼送恋匚侍獾靡运忱饩觥?br/>该厂自炼的油品很快上市,缓解了后方油荒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桐油的销路问题,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油厂。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日益突出,工厂扩建又成了当务之急。可此时资源委员会又缺乏资金,于是寻求与兵工署合作,双方各出资一半。1939年8月,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改称“动力油料”,仍由金开英任厂长。
  据老油人回忆,该厂厂务行政部门设有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科长邹明)、业务科(科长孙越骥)、工程科(科长叶树滋)、会计科(科长林强),孙越骥兼任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厂内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大多是金开英以招考的形式优选的大学毕业生。为了避免形成“小团体”,他自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个大学不超过四名。因此,动力油料厂职员的学籍竟包括四十多个学校,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诸如龙显烈、董世芬、张芳誉、詹绍启等石油界老前辈,都是当时金开英招揽培养的人才。及至后来的甘肃油矿局、中国石油公司,金开英都秉持这一原则,并把人员分成“技术型”和“经理型”,为新进人员开设培训班,尽量给每个人展示及实践的机会,这些人后来在两岸石油建设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动力油料厂的炼制原料很广,并不仅限于桐油,而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内,产品则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刹车油等。当时还流传一个有趣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油可以裂炼?”金开英开玩笑说:“凡是称作油的都能炼出汽油来,只有一样例外,那就是酱油!”其豁达幽默可见一斑。

  主持玉门油厂

  尽管通过植物油提炼轻油的方法可行,一时间国内也出现了好几家类似的工厂,但就全国的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拥有自己的石油工业。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油源,积极地在西南、西北各省勘探石油资源,结果地质勘探专家们把目光锁定在了玉门的老君庙。
  玉门油矿的矿区老君庙是一个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的不毛之地,到处是戈壁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何况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无论是资金、设备、技术都艰难万状,创业之艰,实出人之想象。正是在如此艰巨的条件下,我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
1940年,甘肃油矿局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订约负责炼油。后来由于运输不便,又鉴于金开英在动力油料厂成绩卓著,政府索性改派他承办玉门炼油厂的工程。金开英欣然领命,离开重庆,再次白手起家。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由孙越崎出任总经理。甘肃油矿局是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庞大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生产单位是驻留老君庙的矿场和炼厂。矿场负责石油的勘探和开采,由著名地质勘探专家严爽任矿长。炼厂负责原油的炼制和各种油品的生产,由金开英出任首任厂长,这一年他正好40岁。
  金开英负责的炼厂分为东、西两厂,以石油河分界。靠近圆门宿舍的一边是东厂,建造较早,设备为陈旧的  状炼炉,一共四座。西厂则较宽大,建有二组  状炼炉和一座管状炼炉。那时的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加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让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冷却后取出剩余的渣油,真是一切因陋就简。
  由于缺乏设备,早在炼油厂筹备之初,金开英就派遣动力油料厂的主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购买一批新式的炼油机器和配套设备。然而,从美国购来的设备却无法从中国沿海登陆。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美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香港、仰光等地相继沦陷。此批设备虽然经过竭力抢运,但大部分机械还是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之中,在缅甸损失的设备总共有两千余吨。后来抢运出来的一点物资,也仅能勉强拼凑成四架钻机,炼油设备则根毛未剩。
  为解决当时炼油的燃眉之急,金开英尽全力搜罗了国内一些钢管钢材,订购了车床闸门等,自力更生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在闹鞒窒拢衩庞统У牟恐鹉晏岣撸拐绞逼诖ā⒏省⑸隆⑿录澳摹⑶嗪2糠智颍菜闷投嗬灯涔┯Α?br/>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甘肃油矿局还是提出了1942年产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宏大目标。翁文灏(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亲到玉门视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孙越崎、金开英、严爽等人率全体科技人员、矿地工人全力奋战,11月提前完成当年目标,为抗日提供重要的能源支持。
  玉门老君庙发生过两次大的灾难。一次是水灾,几乎冲垮了炼厂;一次是火灾,几乎烧垮了矿区。尤其是那场大火,正值蒋介石到老君庙视察之际,真可谓惊心动魄。
  1942年8月发生的大火,肇因于1941年10月的井喷。那时,山上的八号油井钻凿到四百多公尺时遇到大油层,地底油气的压力极高,当时矿场的设备无法遏制,先喷泥浆,继喷原油,最多时一天喷油二千五百余吨,呼啸之声,声闻数里。由于炼油设备有限,喷出的原油无法及时炼完,这些贮存在临时挖掘的土坑中的原油便成为大火的导因。
  火灾于8月24日发生,几乎烧毁了半个矿场。26日忽然接到蒋介石要来矿区视察的消息,致使矿区在慌乱之中又多了一重严峻的考验。幸而那一天油矿局的表现非常好,不但完全掩灭了前一天火灾的遗迹,并在蒋介石自酒泉来矿的途中,看到数十辆卡车运油外出,矿场的八号油井正喷出大量原油,山下的炼厂也在如常炼油。总经理孙越崎、矿长严爽和厂长金开英的演示文稿和对答也很得体,终于使蒋介石在亲眼目睹之下,认为甘肃油矿局的工作人员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下能开创出中国唯一的石油企业实属不易,对广大石油职工深表慰问和嘉勉。
  对于蒋介石的这次玉门之行,金开英曾回忆说,“蒋委员长等人看到政府投入的钱没有白费,所以甘肃油矿局在以后数年内的预算都能顺利通过,各方对甘肃油矿局也都另眼相待,不再阻梗,这也是甘肃油矿局向成功迈进中的一次转机;但在他来之前,刚发生过火灾,我们确实十分紧张……”。
  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日机轰炸,1942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今天来看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玉门油矿培养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金开英的妻儿老母正在千里之遥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经受煎熬。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在玉门的五年时间里,金开英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唯有烟斗和无线电广播为伴。他只能遥寄东方,将思念化作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至1945年他离开老君庙时,玉门油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座相对完备的工业化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

  主持中油公司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开英奉命接管日伪遗留在台湾及东北的石油事业,出任接管委员会主任监理委员。他南北奔波,凭其科学管理头脑及治事方法,办得有条不紊。
  与此同时,金开英带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赴台,修复了废墟中的高雄炼油厂,将其并入后来的中国石油公司,实现了我国石油事业的大一统。而这部分赴台的技术人员大多来自玉门油厂,后来又都成了骨干,为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中国“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台湾的接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已是1946年初。此时,金开英才得以回到北平的家中,这是抗战爆发以后他第一次与家人团聚。可他在家没住几天,又接到电令,资源委员会要他转赴东北负责处理石油接管事宜。于是,他又日夜兼程赶赴辽宁。金开英先后接管了锦州合成燃料厂、锦西炼油厂、四平高压氢化厂、吉林永吉炼油厂等石油企业。
  随着政府接手的石油企业逐渐增多,为了整合全国各地的石油事业,同时防止国外石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翁文灏、金开英等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石油领导机构——中国石油公司来统一领导我国石油事业。

  提议得到政府的支持。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在江西路131号,由翁文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总经理之下设4名分管具体事务的协理,分别是负责总务和财务的张兹  、负责矿务的严爽、负责炼务及材料的金开英和负责业务的郭可铨,这些人都是中国石油界的元老。
  1990年,89岁的金开英在回忆中国石油公司的创建过程和主要人物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现在这些元老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
  改组后的中国石油公司,除了原有的四川油矿勘探处没有变动外,将战时设立的甘肃油矿局改组为甘青分公司;撤销台湾石油筹备处,分别成立高雄炼油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台湾营业所、新竹研究所;原上海炼油厂筹备处改制为各地营业所;东北所接收的石油事业单位则合并为东北炼油厂,除锦西炼油厂外,另辖永吉、四平、锦州三个分厂。这些分公司和油厂全部隶属于资源委员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金开英随之迁徙台湾,并升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开始主持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这一年金氏48岁。不久,又被任命为“经济部”首任“国营事业司”司长,开始有计划地建立台湾的“国营”、特别是石油事业,并开发石油化学工业。
  金开英在台湾秉持中油公司在上海成立后所制定的工作方针,先买油,做买卖,赚了钱后用来修复并建造炼油厂,之后买原油来提炼,炼了再做买卖,赚了钱再做探勘工作。他们广罗地质、地球物理人才,每年不惜资金在全台各地调查地质、分期勘探。1959年终于在苗栗锦水发现了深层天然气。金开英邀请美国莫比石油公司及联合化学公司与“中油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慕华化学公司,在苗栗建厂生产尿素肥料,以利农作。此后又在高雄、新竹外海发现了海底油气,台湾的石油工业日渐壮大。
  “中油公司”当时从海湾公司(包括后来的莫比石油公司)购买原油,每桶油大约有两分美金的佣金,由于量大合同期长,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金开英对海湾公司说:“这笔钱我们经手单位不拿,你们把这笔钱存起来,每年我们送‘中油’的人员来美国受训,旅费我们自己出,在美国一切的培训费用由你们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中油公司”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奠定了“中国石油公司”成为台湾最大企业(世界500强之一)的人力资源基础。
  1961年,年满60岁的金开英自“中油公司”总经理职位上退休。可以说,台湾的石油工业是由金开英一手创立的,他被台湾石油界尊为“龙头”和“大家长”。
  1998年,玉门油矿建矿60周年,于 9月在玉门举办盛大的纪念庆祝活动。为此,时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刘世洲先生特意赶赴台湾,拜会并邀请当时唯一健在的当年开发玉门油矿的元勋、首任炼油厂厂长金开英先生,希望这位老前辈能参加这个盛典,还向他颁发了“玉门石油管理局荣誉职工”的证书。
  时年97岁高龄的金老先生,因行动不便而无法成行。他请台湾老油人虞德麟代表他向大陆同仁问候,并以个人名义将刻有“纪念”字样的金币送给大陆老油人;又委托老油人冯宗道撰写了一篇《玉门颂》刻在镀金牌匾上,作为贺礼,送给玉门。颂文里这样写道:
  ……
  一九三八年玉门油矿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筚路蓝缕,排除万难,探获油源,兴建炼厂,开我国石油工业之先河,创人定胜天之范模,六十年来,成绩斐然,中外同钦。
  海峡两岸石油工业,暨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兴起,绩效技术,直追欧美,蔚然而为工矿业中之奇葩。然饮水思源,玉门油矿实为我国石油工业之发源地,当年老君庙辛勤培育之幼苗,即今日枝叶婆娑国家经济支柱之大树。
  在台湾及旅居北美洲之玉门老油人,昔年弱冠投荒,于役矿区,今欣逢玉门油矿成立六十周年,皓首重临,倍感亲切荣欣。英年已九七,不克亲趋恭贺,唯能遥祝盛典,共献芜辞,敬以为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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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谢家荣





  谢家荣,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是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1920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 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对我国煤岩学、矿相学、区域地质学、地震学和陨石学等都进行过先驱性的研究,对矿床学造诣尤深。在燃料矿产、各种金属及非金属矿产的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上都有大量论述。指导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风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等许多矿床。对华北、松辽、渤海、塔里木等石油蕴藏所作的理论预测,有的已得到证实。在我国最早提出地质理论找矿,强调应用研究,倡导使用综合勘查方法,重视经济效益。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在煤岩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等方面贡献尤大,是我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对铜官山铜矿、江华锡矿、漳浦铝矿、淮南煤矿等的研究与开发成绩突出。领导了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是我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以后又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了几代人才。



  谢家荣,字季华、季骅,1898年9月7日生于上海市一个职员家庭。1913年,他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了农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他后来回忆那次应试时的动机时说:“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工业的发达,而搞工业,离不开矿业的开发,因此我选择了地质科学作为我终身的事业。”这个地质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它的领导者和主要教员都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学校和老师们对学员教导认真、要求严格,使他们受到地质学知识的良好教育和地质工作基本功的严格训练。谢家荣是同班30人中最年轻者,然而却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成绩一直很优异。1916年,这个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只剩下22人,其中18人拿到了毕业文凭,都进入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他们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中国地质学史上俗称“十八罗汉”。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的骨干、栋梁。当时年仅18岁的谢家荣,在这“十八罗汉”中成绩却十分优秀,而以后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贡献也是卓越的。

  谢家荣在地质调查所工作一年多,成绩突出,于1917年即被选送留学美国,最初在加里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1918年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作研究生。192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立即回到祖国,仍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1920年底,甘肃海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8.5级大地震。1921年初,谢家荣参加了北洋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随翁文灏、王烈等去甘肃考察。他们最初在兰州附近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翁文灏去震中区调查,派谢家荣穿过河西走廊去甘肃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工作结束后,他发表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谢家荣于1921年积极参加筹创中国地质学会的活动,是26名创始会员之一。他受领导委托,与袁复礼共同起草了该学会之第一个会章,在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书记。20年代中期,他在湖北做了较多工作,特别对鄂西、三峡一带地层、构造、矿产有很多研究成果。1928年,谢家荣被借调到两广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又兼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1929年,他到德国考察与进修,先后在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攻研煤岩学与金属矿床学。1930年,他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沁园燃料研究室名誉主任,该研究室为著名实业家金沁园捐款所建,专门从事煤炭、石油及有关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谢家荣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并曾代理系主任。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主体迁往南京,留在北平的部分成立北平分所,谢家荣被任命为所长。1936年,他还兼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谢家荣当时未来得及离开北平,日本占领当局企图聘请这位著名地质学家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及校领导。谢家荣拒绝了日人的聘任。后得到翁文灏通知后,几经周折离开了北平,充分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同年下半年,他到湖南江华矿务局任总经理,后来也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他在湖南、广西一带做了大量锡矿地质的勘查和研究工作。1940年6月,他去云南,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同年10月,该处改名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谢家荣仍任处长。1942年10月,该处扩大为全国性的矿产勘测机构,去掉了“西南”二字,谢仍为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家荣率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返回南京。同年底,他去台湾调查了石油地质。以后,他发现了安徽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及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矿床,这些矿床至今仍十分重要。1948年,谢家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南京解放前夕,胡适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动员他们去台湾。但谢家荣不愿跟腐朽没落的国民党走。他组织矿产测勘处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他与广大职工一起存粮贮菜、打井贮水,值班巡夜,作好一切应变准备,迎接了南京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家荣积极投身到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先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华东工业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1950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他担任副主任兼计划处长。他首次对全国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他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对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和指导,他与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是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是首批学部委员之一。1956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矿产研究所,翌年,改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他与孙云铸、黄汲清等一起拟定了逐步进行中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总体规划,并取得了若干成果。他本人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与专著,如《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论矿床的分类》,《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和承继性》等等。他还指导了大批研究生,培养了不少高级地质人才。1964年,他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着手编著《中国矿床学》。“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谢家荣很热心横向的学术活动,他积极参与筹创中国地质学会,他先后担任了第1届(1922年)、第2届(1923年)书记,第3届(1924年)编辑,第4—6届(1925—1928年)及第8届(1930年)评议员,第9—23届(1931—1947年)及第25—31届(1948—1966年)理事,第11届(1934年)及第23届(1946—1947年)理事长。1936年,他建议创办了《地质论评》,并兼编辑主任。同年,他还兼任《中国地质学会志》编辑。对学会这两本主要刊物(中文和英文)之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与章鸿钊等一同设计制定了中国地质学会会徽。他曾于1935年、1946年两次主持了该学会的“葛氏(金质)奖章”之授奖仪式。1944年,他作为“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此奖金之授奖仪式。1934年,他与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竺可祯、叶良辅、张其昀、胡焕庸、曾世英等发起,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并当选为首届理事。他由于在祖国地质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受到党和人民尊重,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1—4届委员。谢家荣从事地质工作50年整,留下“等身著述”400多种。

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

  谢家荣的确是一名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虽然他更多地致力于矿产地质工作,然而也研究到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

  在区域地质学方面,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时,暑期即带领学生填绘北平西郊兰靛厂、房山、涞源等地的地质图。在云南的3年(1940—1943年)中,他亲自指导周德忠编制了滇东、滇西、川西的1/10万路线地质图数十幅,为全国1/300万地质图的编绘出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另外,他还主持测制了许多大比例尺的矿区地质图。

  在地层古生物学方面,他早年在野外工作中建立了许多区域地层单位,如大冶灰岩、长辛店砾岩等,一直为地层学界采用。他在云南曾与郭文魁一起确定了昭通褐炭层上泥砂层中的象牙化石是上新统的东方剑齿象。他与燕树檀一起研究了昭通龙洞泥盆纪剖面,根据化石群详细划分了中泥盆统的层位。在淮南八公山盆地边缘丘陵的灰岩中,他找到,鉴定为中石炭统的纺缍,从而决定在盆地内下钻寻找新煤田。

  在矿物学方面,他早年对东川铜矿石进行研究,确定其中有电气石的存在。1944年,他在简陋的条件下,仔细鉴定昆明与贵州息烽石炭系铝土矿为硬水铝石(Diaspore),而福建漳浦的铝土矿为三水铝石(Gibbsite),从而给予正确的经济评价。他还对昆阳的胶磷矿与宿松磷矿的磷灰石做过对比研究。他留学德国柏林时,结识了世界矿相学大师拉姆多尔(Ramdor),后来他在反光显微镜下所拍东川铜矿矿石结构构造与矿物相互关系的图片,为拉姆多尔所采用,编入他的《矿相学图册》中。所以,谢家荣是我国矿相学的创始人。

  在岩石学方面,1937年谢家荣首先指出北平西山辉绿岩不是侵入岩层而是玄武岩流,后为郭文魁的实际工作所确证。1936年,他在翁文灏1920年工作的基础上,首先将华南花岗岩正式分别命名为“扬子式”与“香港式”。这与现在流行的“I”型与“S”型,或“同熔”型与“重熔”型,“磁铁矿”型与“钛铁矿”型岩石的分布区域完全一致。

  此外,他还进行过陨石、地文、地貌、古地理、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之研究。1923年,他发表了《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开我国近代陨石学研究之先河。1925年,他与叶良辅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一文是我国地文学、地貌学之重要著作。他从古地理研究论证过磷矿的分布和找磷方向,在这方面他是国内第一人。他主持过台湾甘蔗田地下水之调查。他指导过有关人员进行过叙昆、滇缅二条铁路的拟定路线之工程地质勘察,他还专门派人勘察了湖南资兴东江水坝的坝址地质,为今天该坝的兴建奠定了基础。

我国近代矿床学的开拓者

  谢家荣在北京大学讲授矿床学课时,是三、四两年级的课程,有一年完全讲煤。1935—1936年,他除讲授“无烟煤、烟煤、褐炭、泥炭”这样传统的分类法外,还以一学期的时间,专门介绍新兴的煤岩学,在镜下可把煤分为镜煤、亮煤、暗煤和丝炭等。他是把煤岩学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中国煤岩学的倡导者。

  1920年在翁文灏所提出的中国矿产区域论的基础上,谢家荣早年曾编著过《长江中下游铁矿志》,提出十多个类型,多年来一直是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指南。1936年,他发表《中国的成矿时代与成矿区域》一文,明确指出扬子区与南岭区矿产组合的差异,将中国成矿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48年,他向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提交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的铅锌银矿床。他专门提到了我国与花岗岩侵入体有关的不同类型矿床。首先为磁铁矿—黄铜矿型矿床,其次是产于寒武奥陶系灰岩与花岗岩接触带的接触变质成因的辉铝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矿脉。1952年,在这一观点指引下,他进一步援引了苏联马加克扬(Mагакьян)的成矿说,提出“构造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论点,认为不同类型的矿产与不同种类的构造岩浆活动有相应的关系。1953年,他论述了矿床的沉淀分带,与苏联毕利宾(Билибин)的见解大致相似。随着矿产勘探工作的进展,实际资料增多,他的成矿概念也在不断地充实与扩展。后来,他指出“花岗岩化”在找矿中的重要性。1963年,他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的成矿作用,出版了专著《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与承继性》,此书概括了“成矿作用”的各种观点,如“岩浆成因”、“热液”、“活化”、“多成因”、“多期”和“改造”等论点。因此,直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历年来谢家荣亲自研究与指导研究的资源有石油、煤、铝、铁、锰、铜、铅、锌、锡、钨、金、银、稀土金属和非金属,如水泥原料、耐火粘土、瓷土、石墨、斑脱岩(膨润土)、蛭石和地下水等。它包括了燃料、钢铁、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贵金属、主要非金属和水资源。在成因上,有沉积、接触变质、岩浆分异、岩浆热液、热水、区域变质、风化淋滤、残坡积与冲积等。他对这些不同成因矿床都有现场工作的经验与体会。这些丰富的感性认识,锻炼出他独到的眼力。例如,他一看见贵州水城观音山与江西水平的铁帽,就推断其下有较大的矿床存在,这些都先后得到证实。1951年,他在南京看到甘肃白银厂的标本时,立即指出可能属于西班牙的里奥廷托(Riotinto)类型,结果证明是与里奥廷托型相当的黄铁矿型铜矿,在宋叔和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他大胆提出白银厂是有价值的铜矿基地,他起草了意见书,初估了储量,报国家计委,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重点项目,勘探结果,与他初估的储量大体吻合,充分说明了他的胆识。

  在上述矿产资源中,谢家荣长期不断关注的是石油和煤。就石油矿产而言,他主要有以下四点大贡献。第一,他是我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他1921年的玉门之行,并发表调查报告,提出玉门油田有开采价值,这是我国地质学家首次勘查石油,并提交研究成果。第二,他是我国最早的石油著译者,在1930年编著出版的《石油》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石油地质学专著。1937年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提交了《中国之石油富源》的论文。苏联石油地质学家毕利宾(ъилибин)在这次会前发表了标准的石油储量计算法,谢家荣及时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地质界,解决了我国当时尚未解决的计算石油储量中的难题。第三,他是陕北、四川、台湾等油田的积极开拓者。1931年,他和杨公兆、胡伯素等调查了陕北油田。他著文对比了陕北与四川盆地,在潘钟祥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确认陕北产油地层为陆相,这是中国地质学第一次关于陆相生油的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他更多地调查了四川盆地油气田,并提出“行列背斜”说,指出应钻探两个高背斜中所夹低背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1946年,他发表《再谈四川赤盆地中之油气矿床》一文,全面总结了四川51个背斜构造的位置、地质时代及型式,其中有18个低背斜,他指出四川三叠系顶部是最好的蓄气层。并建议用地震法勘探深部油气层。谢家荣是第一个对台湾石油地质进行调查的中国地质学家。1945年底他奉派去台湾作了3个星期的石油天然气考察,后著有《台湾之石油及天然气》一文,指出台湾储油构造很多,但找油希望最大之处在距山较远、受动力作用影响较弱之平原区,后为近几十年台湾之油气勘探所证实。1948年,谢家荣曾注意到广西右江含油层,现在已开发成有相当规模的油田。第四,谢家荣是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的制定者。这项工作是1950年在他主持下由郭文魁负责进行的。1954年,他与黄汲清、翁文波一起编制了第一幅《中国含油远景图》。1955年,谢家荣与黄汲清都担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兼技术负责人,组织了包括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职工总数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在全国各地展开工作。谢、黄等人从布置项目、编审计划,到调查内容与工作方法都具体指导,为日后大庆、胜利等油田之发现奠定了基础。

  在煤田地质方面,谢家荣贡献也很大。从他抗战中后期在西南的工作来看,云南禄劝志留系的烛煤,云南宜良狗街石炭系的无烟煤,贵州赫章—威宁—水城上二叠统的烟煤,云南祥云三叠系烟煤,云南昭通、开远的褐煤等等的普查勘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现在赫威水形成一个煤炭钢铁基地,是贵州省重要的六盘水工业区之一。昭通褐煤已发展成为数十亿吨储量的褐煤工业基地,既可作燃料,又可供农肥之用,并开始作为化工原料。1946—1949年,谢家荣与燕树檀、申庆荣等发现了安徽八公山煤田,并领导一个队进行了3年系统勘探,不仅解救了当时淮南煤矿等米下锅的燃眉之急,而且大大增加了淮南区的煤藏量,满足了当时宁沪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受到当时资源委员会的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谢家荣的思路继续勘探,使淮南煤田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宁沪杭工业区主要能源基地之一。

  上述事实说明谢家荣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理论联系实际上都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矿床学巨匠。

推进矿产测勘工作的事业家

  从矿产资源的估量到工业开采利用之间,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工业储量的测算,即矿产测勘工作。在中国,能使这项工作开展、发达、壮大,首先应归功于谢家荣。

  解放前,矿产测勘处的探测手段,除通用的地质仪器外,还有少数坑探、物探用具,矿石化验测试设备、十多台钻机(除硬合金钻外,还有金刚石岩心钻)。在谢家荣的策划和领导下,测勘处由小到大,由单一地质专业到多种专业,工作由简单到多样,由基础理论内容到侧重于应用学科,逐渐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地质勘探机构,为解放后大规模地质勘探打下了基础。

  1950年根据国家对矿产测勘人才之急需,谢家荣创办了“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亲任校长,校内设矿床、勘探、物探和石油地质四个专业,聘请南京各地质专家来授课,他亦亲授“矿床学”。到1952年结业,共培养学生116名,都已成地质界骨干。“南京矿专”的学生们无不缅怀谢家荣对他们的亲切教导。



  1950年9月,谢家荣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他统筹考虑,将全国6大区地质勘探、普查或调查性质的队伍分别予以编码,如221为华北勘探第一队,321为华东勘探第一队,429为华中勘探第九队,641为西北普查第一队等等,使全国地质勘探工作初步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

  谢家荣在矿产测勘处培养出来的人员,先后分别担任地质部系统吉、辽、冀、鲁、晋、苏、赣、鄂、黔、粤、陕、青等省地质局以及区测局的总工程师。50年代全国各省(区)担当地质勘探工作重任的有一半是谢家荣培养的人才。石油、冶金、煤炭等系统许多地质骨干也出自谢家荣门下。这些人都为我国地质勘探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谢家荣不仅自己献身祖国地质勘探事业,而且以身作则,带动大批人才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矿产测勘事业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简历

  1898年9月7日 出生于上海市。

  1913年 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6年 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入该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1917年 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

  1918年 转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

  1920年 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1922年 参与筹创中国地质学会,当选为首届评议会书记。

  1929—1930年 留学德国柏林地质调查所及弗莱堡大学。

  1931年 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兼代系主任。

  1934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11届理事长。

  1935年 任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

  1936年 创办《地质论评》,任编辑主任。

  1937年 任湖南江华矿务局总经理。

  1940年 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处长。

  1942年 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

  1946—1947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理事长。

  1948年 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 任华东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处长。

  1950年 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

  1952年 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

  1954年 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总工程师。

  1955年 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 任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1957年 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 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

  1966年8月14日 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1 谢家荣.矿床学大意.科学,1920,5(9—12):909—922,1020—1030,1132—1141,1231—1250.

  2 谢家荣.甘肃玉门石油报告.湖南实业杂志,1922(54).

  3 Hsieh C Y.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first Speci men of Meteoric Stone received by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China.Bull.Geol.Soc.China,1922,1(1—2):95—97.

  4 谢家荣.中国陨石之研究.科学,1923,8(8):823—828.

  5 谢家荣.中国陨石之研究附表.科学,1923,8(9):15.

  6 谢家荣.地质学,上编.商务印书馆,1924:244.

  7 叶良辅,谢家荣.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地质汇报,1925(7):69—90,英文页87—109,图版1.

  8 Hsieh C Y.Some New Methods in Coal Petrography.Bull.Geol.Soc.China,1930,9(3):311—328,pls.1—Ⅳ.

  9 Hsieh C Y.Note on the Geology of Changsintien-Tuoli Area,S.W.ofPeiping.Bull Geol Soc.China,1933,12:513—529,pls.1—3.

  10 谢家荣.扬子江下游铁矿志.地质专报,甲种,1935(13):1—78.

  11 谢家荣.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地质论评,1936,1(3):363—380.

  12 Hsieh C Y.On the Late Mesozoic-Early Tertiary Orogenesis and Vulka-nism,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Form ation of Metallic Deposits in Chi-na.Bull.Geol.Soc.China,1936,15(1):61—74.

  13 Hsieh C Y.An Outlin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Hillsof Peiping.Bull.Geo1.Soc.China,1936—1937,16:371—388.




  14 Hsieh C Y.Tin Placer Deposits in Fuhochungkiang Area,NortheasternKuangsi and Souther Hunan,and with a Not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inBelts in China,Bull.Geol.Soc.China,1943,23(1—2):79—94.pls.1—Ⅱ.

  15 谢家荣.四川盆地及其所含之油气卤盐矿床.地质论评,1945,10(5—6):211—244.

  16 谢家荣.淮南新煤田及大淮南盆地地质矿产.地质论评,1947,12(5):317—347.

  17 Hsieh C Y.Palaeogeography as aguide mineral exploration.Bull.Geol.Soc.China,1948,28(1—2):1—11.

  18 谢家荣.煤地质的研究.地质学报,1952,32(1—2):61—69.

  19 谢家荣.从中国矿床的若干规律提供今后勘探方面的意见.地质学报,1952,32(3):219—231.

  20 谢家荣.勘探中国煤田的若干地质问题.地质学报,1953,33(1):15—28,又载:科学通报,1953(3):40—48.

  21 谢家荣.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1954(12):20—21.

  22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编(黄汲清、谢家荣、王曰伦等著).普查须知.地质出版社,1956,共316页.

  23 谢家荣.火山及火山沉积作用在中国几种矿床中的意义.地质学报,1956,36(4):383—392.

  24 谢家荣.石油地质论文集.地质出版社,1957.

  25 谢家荣.中国大地构造问题.地质学报,1961,41(2):218—229.

  26 Hsieh C Y.On the Geotectonic Framework of China.Scientia Sinica,1962,11(8):1131—1146.

  27 Hsieh C Y. A Study of the Tin Depositsin China.Scientia Sinica,1963,12(3):373—390.

  28 Hsieh C Y.Problems Pertaining to Geology and Ore Deposits of a Cop-per Depositin Shansi Province,Scientia Sinica,1963,12(9):1345—1355.

  29 谢家荣.中国找盐问题(矿床学论文集).钾磷矿床研究,科学出版社,1963:18—24.

  30 谢家荣.盐矿地质(矿床学论文集).钾磷矿床研究,科学出版社,1963: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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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出生于四川仁寿。大地构造和石油地质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黄汲清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即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32年夏,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瑞士留学,在伯尔尼大学学习了半年之后转入浓霞台大学地质系,并于1935年在该校获理学博士学位。1980年,他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5年被美洲地质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并在1988年被前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黄汲清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在诸多方面都造诣颇深。

身为一名在地质学领域奋斗70年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黄汲清在很早的时候就暗下决心要学好本领,揭开地球奥秘,他认为中国的河山需要中华儿女勘察,岂能依赖外国人。正是这一坚定信念激励他努力的学习和工作。1927年,他就用英文发表了处女作《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初露才华。

1928年秋,黄汲清被派往辽东、辽西调查煤田地质,写出了报告。后在西安、四川、云贵等地进行了地质调查并作了室内整理,于1930年至1932年陆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和《中国南部之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引起地质界的广泛注意。在瑞士学习期间,在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阿尔冈(E.Argand)的指导下,黄汲清在阿尔卑斯山的素女峰—带进行地质调查并填制地质图,他的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一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引起瑞士地质学家的重视,并为R史陶布(Staub)教授所称颂和引用。这一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黄汲清于1936年初回国,任经济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先后调查了浙江长兴油田、安源煤田等。后来他又组织了南岭地质调查队,辗转于湖南、江西、广西和广东地区,填绘地质图,发现湖南资兴煤田。抗战爆发后,黄汲清以代理所长身份多次组织中央地质调查所搬迁,落脚于重庆后又进行了石油和天然气的调查。之后,他辞去了所长职务,对甘肃、青海和新疆的石油资源进行了调查,与他人合作写出“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储油的观点。1943年底至1945年初,他用14个月的时间写成代表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开创了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先例,首次划分中国及邻区的构造单元并说明其特点,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观点,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1947年到1948年,他主编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地质图。此后,黄汲清多次到国外交流、考察。1948年,他以卓越的科学成就,当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年44岁,是地质界最年轻的院士。1949年,他拒绝了台湾大学的邀请,毅然返回祖国继续开展工作。

1950年初,黄汲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顾问、重庆地质勘探学校校长,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局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和组织了西南地区的地质矿产调查,重点勘探了一些煤田和油田。1954年春,黄汲清调入中央地质部。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同时组织编制了一批地质图,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文化大革命”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的研究,于1974年发表了“对中国大地构造若干特点的新认识”。1975—1980年,他指导学生编制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书《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该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并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出版。1979年,他代表地质部参加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100周年纪念会。1980年,他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身份率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1982年8月,他主持了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并作了报告。1981年以来,他发表多篇论文,从事大量技术咨询工作,为寻找国家急需矿产出谋略,1986年又为进一步开展找油工作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建议。在青藏高原的研究上,他用英文写了《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提出了自己的创见。“黄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那时的黄汲清虽已是耄耋之年,却仍在为中国的地质质业努力着。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在祖国大地上洒下了汗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共发表了250余篇文章,20部专著,在地质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二叠纪地层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国际上地层研究中的薄弱一环。黄汲清依据中国的情况于1932年发表了“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一文,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为三部分,由上而下详细阐述了岩性特点和所含的不同种属化石,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基础。1933年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地质学家C舒可特(Schwhert)的世界二叠纪地层总结中就采用了黄汲清的这项研究成果。此后20年内,中国二叠纪地层成为世界标准部面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地质界称黄汲清为“黄二叠”,以赞扬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黄汲清的功绩还在于他奠定了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他于1945年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文,首次用历史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单位的划分、特征及演化,从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

他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几个稳定的地台和活动的地槽褶皱带,如中朝地块、扬子地台等。他还将地台和褶皱系进一步做了划分,阐述了各构造单元的范围、特征,形成时间以及成矿特点,并进一步按主要构造型式,形成的时间和机制的不同,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古亚洲式,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这三种构造型式分布于三个地区,显示为不同的三大地质块体。这一成果超越了当时国际流行的单元划分思路,是一项重要创新。在书中,他还首先指出印支运动的重要性。他还在书中专门论述了大地构造与矿产的关系,首次提出太平洋成矿带的概念,并将该带进一步分为内带、外带和中间带,为我国研究成矿规律和寻找所需矿产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黄汲清的这一著作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黄汲清后来又与同事合作出版了《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

1962—1965年,他指导学生确定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支褶皱带——秦岭、松潘甘孜、三江印支褶皱系,为东特提斯构造演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他指导学生编制了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出版了《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等专著和一系列论文。1982年他以在中国大地构造研究上的卓越成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黄汲清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20世纪4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H史蒂勒(Stille)教授的单旋回说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但黄汲清在分析了中国的实际资料后有了新的发现,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提出了多旋回说的原始概念。经过不断积累和深入研究,多旋回说逐步完善,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黄汲清初步提出中国深断裂的类型。后来又进一步分为切割地壳的壳断裂、切割地球岩石圈的岩石圈断裂和切通岩石圈深入到软流圈的超岩石圈断裂,并指出各种深断裂也是多旋回发展的。到60年代,黄汲清又对多旋回进行了划分。在这个时期,他还提出了地槽与地台相互转化的概念。70—80年代,黄汲清在大量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板块学说研究中国大地构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使多旋回说更加成熟完善,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地质学界广泛流行。

黄汲清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板块学说。他将1945年提出的三种构造型式发展为三大构造域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板块运动也是多旋回的。由于板块多旋回俯冲和碰撞,因而产生多旋回沉积建造、多旋回岩浆活动、多旋回褶皱运动、多旋回断裂活动、多旋回变质作用和多旋回成矿作用。进入80年代,黄汲清将板块学说与多旋回说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天山为例建立了板块手风琴运动模式,使两种学说的紧密结合成为大地构造研究的新方向。特提斯海的问题也是地球科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黄汲清在《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中提出古特提斯、中特提斯和新特提斯的新见解,以及北主缝合带、南主缝合带和互换构造域的概念,为研究特提斯海的起源和演化,为探讨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和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黄汲清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旋回说对我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多次在国外国内进行了有关方面的考查,1955年他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主要技术负责人身份,具体部署了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四川、新疆和柴达木的石油普查,1956年作了“一年来石油普查地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后着手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并于1957年提出区域远景和油区远景评价的一般准则。他就这样为我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制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此后,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发现及近年来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都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和部署的正确。由于陆相生油论和多旋回说在石油地质的应用,由于他在石油地质的具体工作和发现大庆油田等做出的突出贡献,黄汲清和李四光等其他地质学家以“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于1982年共同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进行实地勘探的同时,黄汲清还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制工作。他首次主编了第一张全国性的地质图,使之成为地质学家研究亚洲地质必读的图件。此后,他又参与或指导编制了多种地质图,并与有关专家及编图人员因“中国地质图类及亚洲地质图”这项成果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黄汲清不仅埋头于地质科学业务,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连任三届。1979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4年后,为九三学社历届中央委员。1958年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第二届常委,1986年被选举为荣誉委员。1959年,他当选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1980年以来,为中国石油学会会员、名誉理事。他曾任两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科学出版社编委,《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地质学会志》主编和《地质学报》编委。

从事学术和科研活动的同时,黄汲清言传身教,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他强调重视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领导下的地质构造实验室容不得依据不足即忙于下结论的轻率作风。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很自由,因此,他培养的学生做事认真又敢于和他人争辩学术问题,具备了优秀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素质。

黄汲清一生治学严谨,工作勤奋。他曾语重心长谈对人生的看法:“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科学的道路更是如此。一个人一生要想做出点成绩,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埋怨环境,不听喊困难,认准目标,一直往前。挫折是暂时的,成就是永存的。在山穷水尽之时,要想到柳暗花明之日。”正因为如此,直到晚年,黄汲清也毫不懈怠,为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拼搏。

生命不息,追求不止,这就是黄汲清科学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取得成功的奥秘。


人物档案

    黄汲清(1904-1995),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四川仁寿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等理论,“中国是贫油国”的论断被打破,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等高产油气田。1994年,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科学家设立的“何梁何利奖”,颁发给了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四人,除黄外,另三人都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

    黄汲清1914年至1916年就读于仁寿一中,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在国际地质界引起轰动。1957年,他领导了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1985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被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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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夏(1920-1990)

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1940毕业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朱夏,著名石油地质学家。1920年9月10日生于上海,浙江嘉兴人。原为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技术顾问、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博士生导师。1990年11月25日逝世。
  朱夏1940年7月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并获学士学位。后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47年赴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理工学院攻读构造地质学。
  1949年回国后,参与组建浙江省地质调查所并任副所长。1951年参加筹建华东工业部地质处,任副处长。1953~1954年任地质部矿产司工程师,1955~1975年,先后任地质部新疆石油大队和青海石油大队总工程师、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副总工程师、地质部华东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1975~1983年起任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
  1983年起担任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技术顾问。先后当选为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江苏省人大常委,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海洋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地质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沉积学会特别委员会委员;还曾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后被选为常委。
  朱夏长期从事石油地质的勘探与研究工作,在石油勘测、油气盆地形成机制以及大地构造理论等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地质普查,他指出盆地西北和东北部均有良好的油气远景,为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他主持下,石油大队于1956年对柴达木盆地进行全面的油气普查,次年即发现了冷湖浅钻中的喷出油流和马海、盐湖构造的天然气。之后他又在松辽盆地协助指挥大庆油田的勘探和技术工作。
  70年代初,朱夏率先介绍板块构造学说并运用于中国油气盆地的研究。译著《板块构造的岩石证据与历史实例》和《动力地球学》对板块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我国油气盆地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的研究,他提出了"变格运动"、"两种运动体制的盆地及其迭加"等观点。其见解不仅从理论上深化了对含油气盆地的认识,同时也有效地指导了油气勘探的实践。
  他组织有关专家深入探讨中国油气盆地形成条件与油气分布,主编出版了《中国中新生代盆地构造和演化》和《中国沉积盆地》两书。后者在荷兰出版,成为"世界沉积盆地丛书"之首卷。
  随着科技的发展,朱夏又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倡仪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进行含油气盆地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以3T(地质历史分期、大地构造背景、热体制)为控制盆地系统的环境,以4S(沉降作用、沉积作用、应力条件、构造风格)为盆地形成演化的作用,以4M(物质条件、成熟程度、圈闭关系、改造与保持状态)为油气赋存的响应,按照理论建模-实例校验-动态模拟的程式进行系统的研究"的理论。
  朱夏著述甚丰,仅学术论著就达200余万字。主要论著还有《矿物原料概论》、《中国的金》、《构造断裂的分类》、《朱夏论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关于中国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等,译著有《煤地质学的理论问题》、《古勃金与石油地质学》等。有关成果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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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民教授-流体相平衡学科带头人
中国石油大学著名化工专家郭天民教授(已故,原化工热力学和流体相平衡学科带头人、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率先倡导,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最早开展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目前已成功建立起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水合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实验室,在水合物热力学、动力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SCI收录论文在50篇以上,在国内外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影响。近年来,在基于水合物原理的应用技术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在水合物法分离气体技术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仅2006年度,该校就在水合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成绩。在竞争进入国家项目支持方面取得大面积丰收。
郭天民教授多年从事化学工程学研究,特别是从化学工程学的角度对油气藏开发的一些关键和前沿性课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他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复杂体系高压相态/物性及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实验室,为国际油气界提供了大量当前稀有的基础数据。在理论工作方面,他的主要贡献包括将状态方程扩展应用至高度非理想的含电解质/极性组分的复杂体系以及建立了气体水合物的新理论模型。他的成就取得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已有两本国际著名学术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和《Journal of Pertroleum Science&Engineering》为表彰他对国际化工/石油界基础研究的贡献决定以他的名义出版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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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院士朱亚杰

  化学工程学家。江苏兴化人。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9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石油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创建了北京石油学院人造石油专业。开展粉煤和油页岩流态化干馏研究,主持鲁奇低温干馏炉的恢复设计和改进,完成褐煤氧化制腐植酸试验等,为培养炼油人才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曾配合大型合成氨和烃类裂解装置的引进,研究并核算其工艺设计以适应国情。指导了油页岩热解和组成结构关系、太阳光催化水解制氢、固体化石燃料超临界萃取等研究项目,均取得成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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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恒一

  曾恒一,海洋石油工程专家。重庆市人。1939年9月22日出生。1961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海洋石油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从事工程船舶、海上油气田开发工程领域的前期研究、设计、建造工作。主持我国第一艘大型采金工程船、第一代海上石油钻探船、导管架下水大型工程驳船、海上大型铺管船等20多种船型以及我国第一个海上新型单点系泊浮式生产系统的论证、设计及建造工作。负责组织我国5个大型海上油气田的前期研究、总体开发方案制定及技术实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其它科技进步奖多次。1989年获建设部授予的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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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

(1887—1936)



丁文江,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了我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又在该调查所推动了我国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的建立。积极从事地质教育,善于发现与培养人才。著有《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中国的造山运动》和《申报地图》等,对我国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地图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丁文江,字在君。他出生在一个富绅之家、书香门第,他们弟兄7人都在贤淑的母亲训诲下养成了好习惯、好品德。丁文江5岁时已识字很多,四五年内,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还会吟诵诗词、作对。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叹为神童。他11岁时,作出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这样洋洋数千言的长文。他自幼在古典文学、历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丁文江15岁时,发生了他一生转折的大事。当时任他家乡泰兴知县的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维新派政治家(辛亥革命后作过湖南省民政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他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收为弟子,并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

  1902年秋,丁文江到日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中国留日学生愤怒抗议。丁文江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船经新加坡槟榔屿时,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得其资助。他们到英国后,丁文江初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在瑞士洛桑居住较久。1907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Glasgow)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转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1910年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加以地理学为副科。该校地质学教授J.W.格列戈里(Gregory)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的地质学家,对丁文江一生事业有深远的影响。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双毕业文凭。

  学成之后,丁文江立即启程回国。他离开家乡整整9年,回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堂双亲,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乘轮归国不是在终点上海下船就近回家,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2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他回国伊始就选择祖国大西南作长途旅行,增加感性知识,这表现出他对我国地质事业之开创和发展的战略眼光。

  丁文江回国不久,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家乡编练民团,保境卫民。1912年,他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聘请,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了《动物学教科书》,深受学生敬爱。1913年,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生涯。

  丁文江也是一位爱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一度涉足政界。

  1922年,他与胡适之、陶孟和等筹组“努力社”,出版《努力周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进行了科学对“玄学”的论战,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等长文。这场论战引起很多知名学者参加,得到社会广泛注意,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深重。1932年,丁文江又与若干朋友创办《独立评论》,发表对形势的看法,痛斥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

  1933年夏,丁文江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由美国赴欧洲,历访英国、瑞典、瑞士,最后在苏联旅游访问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著有《苏俄旅行记》10多篇,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之辉煌成就及苏联地质事业的飞速发展深致赞誉。

  193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气焰嚣张,向华北步步进逼,若华北沦陷,则北煤不能南运,南方能源紧缺,当时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急需就地解决燃煤问题。丁文江决定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于12月2日抵长沙,5日游南岳衡山,6日冒大风登上主峰祝融峰。7日,他去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亲下倾角45°、斜深170米的矿洞量煤层产状与厚度。8日他回衡阳,由于宾馆新建房屋烟道不畅,生火取暖中,煤气倒罐室内,致使中毒。后由于医疗事故,致使胸腔化脓。15日,移长沙湘雅医院救治,查明已并发脑中枢血管损坏。最后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逝世,终年49岁。

  丁文江的逝世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悼念。章鸿钊发表了《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一文;文末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翁文灏发表了《七律:追念丁在君先生》四首;其中二二首云:“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一代真才一世师,典型留与后人知。出山洁似在山日,论学诚如论政时。理独存真求直道,人无余憾读遗辞。赤心热力终身事,此态于今谁得之!”当时在英国讲学的李四光,得噩耗时,正在把他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英文)出版,他立即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来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钦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年,李四光借在长沙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之便,专程去岳麓山看了丁文江的墓地,表示了对好友的追思之情。


  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丁文江的生平事业得到科技史学界的充分重视、深入研究,以及全面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尤其是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品质将永为人们所纪念和效法。

杰出的地质教育家

  丁文江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之初,就采用前任科长章鸿钊之方案,筹办“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他自任所长,以他和留日归国的章鸿钊、由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三人为教学及行政骨干(不久他出外考察,所长由章鸿钊代理,并继任),招生30名。他自己亲授“古生物学”等课程。他尤其注重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教导学生观察绘图、采集标本等,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至1916年,这批学员毕业,只剩下22人,其中18人得毕业证书,3人得修业证书,这18人中大部分进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调查所,这便是章、丁、翁等为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其中不少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名家,如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徐渊摩、徐韦曼等等。丁文江真诚地爱护和培养人才,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有了实际锻炼与贡献之后,纷纷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多半去美国,如谢家荣被派去威斯康辛大学(1918—1920年),叶良辅被派去哥伦比亚大学(1919—1921年),朱庭祜被派去威斯康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20—1923年)等。

  “地质研究所”停办之后,北京大学于1918年重办理科地质系,该系随时向地质调查所输送自己的毕业生。丁文江很关心该系之建设。1919年初,丁文江随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等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接着又去了美国,聘请了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大师A.W.葛利普(Grabau)于1920年来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1931年,丁文江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之聘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等课程。丁文江是一位极端认真负责的严师,他虽学识渊博,但往往还要以讲课时间的3倍用于备课。他精心编写讲义,准备挂图、标本也力求完备,本校不够的,就托中外朋友帮忙。由于准备充分,教学效果很好。他讲课诙谐生动,深入浅出。他常用些掌故小说及戏曲歌谣故事打比方,再加以科学解释。他常常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甚至牺牲自己假期休息时间。凡预定实习的地点,他必先去一趟,然后再带学生去。野外实习时,吃饭、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不论地质实习时间长短,一切所需物件都要求齐备。有时有的人以为一两天短期旅行可以随便对付,不须大整行装,丁文江却说:“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对付,但是不足为法!带领学生必须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亏我们的职责”!后来,给他当过几年助教的高振西撰文说:“这样的教师,丁文江先生,给予学生们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训练,他那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彻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之中感化到学生身上的实在更为重要。”丁文江在北京大学任教3年,这一时期的学生中亦不乏中国地质学界的骨干。如赵金科、王钰、张文佑、孙殿卿、崔克信、阮维周、卢衍豪、郭文魁、岳希新、叶连俊等等。

  1934年6月,丁文江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于是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前往南京上任。当年秋,他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地质系系主任李学清之聘,兼任该校地质系名誉教授。

  丁文江不但关心高等学校教育,也关心青年学者的出国进修。1934年秋,李春昱考取河南省公费赴英留学,丁文江专门打电报叫李过南京时与他见面,丁文江力劝李春昱改赴德国,一方面因中国地质学家中学德语者尚少,另外,丁文江在华盛顿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时结识了德国大地构造学权威汉斯·史蒂勒(HansStille),知他辅导学生极认真。李春昱决定改为留德,丁文江为其办了一系列转移手续。后来,李春昱在德国柏林大学作史蒂勒的研究生,以“最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载誉归来。丁文江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去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提拔和使用人才。

脚踏实地的地质考察家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1913年,丁文江与F.梭尔格(Solgar)、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又奉命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至1915年初才返京。他调查了云南个旧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宣威的煤矿,又对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都作了详细研究,特别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Deprat)等人的错误。他最早命名了下寒武统沧浪铺组、中志留统面店组、上志留统关底组、妙高组、玉龙寺组等地层单位。1936年他逝世后,王曰伦系统整理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丁文江是一位卓越的探险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他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错误。这为丁文江后来潜心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打下了基础。黄汲清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纪的徐霞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

  1916年,丁文江应上海黄浦江水道总局之邀,去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调查扬子江下游地质,其成果于1919年以《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之专著形式发表。首先在该区地层之研究上,他大大超过了李希霍芬等外国学者。他将泥盆纪的坚硬石英砂岩命名为“五通山石英岩”。他又把李希霍芬原笼统命名的包括石炭系与下二叠统的“栖霞石灰岩”详细划分成了“栖霞石灰岩”、“南皋煤系”、“洞庭砂岩”、“船山石灰岩”几部分。该文在阐述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地质构造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探讨了各自的特点和地壳运动之时代。文中还阐述了气候变迁、河流生成等问题及对扬子江口及三角洲之形成和发展的探讨,尤有独到见解。他以对《禹贡》等经典著作的渊博知识和对各区域方志材料的详细考证,从2000年来江浙各县治设立之先后时期及海塘建筑之历史,推究海岸的变迁,阐明三角洲的伸展,认为江苏海岸平均约60年向外推进1英里,这与水文学家海登施塔姆(Heindenstam)之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1918年,丁文江在陕西、河南省交界附近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一个好剖面,最上为黄土;中为砾石层;下为砂层;最底为泥砂层,其中含双壳动物化石,经美国古生物学家W.H.多尔(Dall)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同时又在山西河津县北里村发现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地层剖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产象化石。他把这些成果交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Andersson)汇总研究,后来,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北方之新生界》这一专著,其中全面引述、介绍了丁文江的研究结论。自此,丁文江就被我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1928年,丁文江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和广西省当局之邀,到广西去调查拟议中的川广铁路线及沿线地质矿产。他走遍了大半个广西,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详。他除勘查了南丹、河池的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之研究。他在广西东部南宁、武鸣一带见中泥盆统的莲花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前泥盆纪的龙山系变质地层之上,因而确定加里东期造山运动之存在,命名为“广西运动”。他又在河池地区发现水平的二叠系灰岩与直立的泥盆系灰岩之不整合,从而证明海西期造山运动也存在于桂西北。他着重研究了富含化石的“马平灰岩”,他采的化石经葛利普描述,撰写成一部专著《中国西南部二叠纪马平灰岩动物群》出版。

  1928年,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到西南进行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率曾世英、王曰伦等由重庆入贵州桐梓,西抵毕节。他们长途步行,看石绘图,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第二路谭锡畴、李春昱一直在四川工作。第三路赵亚曾、黄汲清自陕西越秦岭入四川,在川西南分为二组,赵亚曾由叙州(宜宾)入滇东北,至昭通闸心场为土匪杀害。黄汲清则由叙州入贵州,在大定与丁文江会合,一起从事调查,向南直抵广西,然后折回重庆,再返北平。这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旅行。这次调查历时之长(约1年)、项目之多样(涉及地质、古生物、矿产、地理、人种等学科)以及成就之辉煌,真是前所未有。他们在上古生界地层考察上尤为精细透辟。回北平后,积极从事室内整理,撰文发表。1931年他发表了《丰宁系地层学》一文,指出丰宁纪(早石炭世)地层在广西、贵州分布最普遍,而黔南独山一带层序最清楚,化石最丰富。他将它自上而下分为:上丰宁纪——上司统(石灰岩),中丰宁纪——旧司统(石灰岩);下丰宁纪——汤耙沟统(砂岩)及革老河统(石灰岩)。这个层序至今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沿用,只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有所归纳而已。

中国地质事业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

  丁文江1916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1921年辞职。在他领导下,该所不但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领导机关,而且成为东亚和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在纯理论科学方面,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之基础,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另外,该所还顾及矿业、土壤、地震预报等方面的实际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丁文江本人曾参与龙烟铁矿、铁厂和北票煤矿的设计与开办。由于他卓越的组织才干和管理能力,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机构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被誉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积极参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创,他是该会26个创立会员之一,并在1922年2月3日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评议员兼编辑主任。后又当选为第2届(1923年度)、第6届(1928年度)会长。

  1933年,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地质学会,与葛利普、T.德日进(deChardin)一起去美国华盛顿,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他与葛利普联名作了两个报告:一是《中国之二叠系及其在二叠系分类上的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各地二叠纪地层彼此间之关系及其分类,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可以分为三个系:上部叫夜郎系,中部是乐平系和阳新系,下部是马平系;另一是《中国之石炭系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本文总结了中国各地石炭纪地层的关系及其分类。他们把中国石炭纪地层分为威宁系(等于本溪系)和丰宁系。这是他们及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家多年研究成果之结晶,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博得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和一致称赞。中国地质学界专家们的成就通过丁、葛二氏的报告而远扬国际学坛,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界的学术地位。

 
简历

  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

  1902年 秋赴日本留学。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丁文江离日转赴英国留学。

  1904—1906年 在英国斯帕尔丁(Spalding)镇中学学习。

  1907年 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工业学院预科学习。

  1908—1911年 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

  1911年 大学毕业后回国。

  1912年 在上海市南洋中学教书。

  1913年 在北京北洋政府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并筹建地质研究所兼任所长。

  1916年 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1921年 任热河省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2年 初筹组中国地质学会,任首届评议员兼编辑主任。

  1926年 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12月31日辞职。

  1931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34年 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5年 到湖南考察煤矿,不幸中毒患病。

  1936年1月5日 在长沙逝世。

主要论著

  1  丁文江.动物学教科书.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学用书,商务印书馆,1914.

  2  丁文江,梭尔格,王锡宾.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农商公报,1914,1(1—2).

  3  丁文江.地质汇报创刊序言.地质汇报,1919(1)创刊号:中文1—3;英文1—3.

  4  Ting V K.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ShanghaiHabour Investigation,1919,1(1):1—84,figs.1—30,Geol.Map.1.

  5  丁文江,翁文灏.矿政管见,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单行本,1920:1—49.

  6  丁文江,翁文灏.中国矿业纪要.地质专报,丙种,1921(1):中文1—46;英文1-36.

  7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1923(48-49).

  8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努力周报,1923(54—55).

  9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努力周报,1923(56).

  10  丁文江.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刊于《徐霞客游记》(丁文江编),商务印书馆,1928:1-3.

  11  丁文江.徐霞客年谱.刊于《徐霞客游记》(丁文江编)上册,1—69页,商务印书馆,1928:1-69.

  12  Ting V K.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Presidental Address of the 6th Annual Meeting).Bull.Geol.Soc.China,1929,8(2):151—170.

  13  Ting V K.On the Stratigra 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Bull.Geol.Soc.China,1931,10:31-48,2pls.,1g.

  14  丁文江,曾世英.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地质专报,乙种,1931(4):1-85;附英文节要1—14.

  15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印行,1933.

  16  Ting V K,Grabau A W.The Permian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Reports of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Congress,Washington,1933,:1—14,1pl.,2figs.

  17 Ting V K,Grabau A W.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onthe Clas Sificati on of the Mississip pian and Pennsylvanian.ReportsoftheSixteen th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Washington,1933:1—17,1l.,1ig.


  18  Ting V K.Notes on the Records of Droughts and Floodsin Shaansiandthe Supposed Desiccation of North west China.Geogra fiska Annaler,1935,14:453—461(Engl.),461—462(Swedishsum.);此文之中文稿“关于陕西旱涝记录的注释以及对中国西北地区干旱情况的估计”载于《方志》,1936,9(2).

  19  Ting V K,Wang Y L(Compiled and partlyarranged and completedbyTHYin).Cambrianand Silurian Form ationso1 Malung and ChüsingDistricts,Yunnan.Bull.Geol.Soc.China,1937,16:1—28,figs1—30,1l.

  20  丁文江遗著,尹赞勋整理并作序.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地质专报,乙种1937(10):1—51;附:个旧附近地质总图.

  21  丁文江遗著,黄汲清,尹赞勋等整理.Geological Reports of Dr.VKTing(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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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质界的一代宗师——章鸿钊

(1877—1951)



章鸿钊,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创办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地质讲习班),为我国培育了第一批地质学家,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的主力。他从近代地质科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有关古生物、矿物、岩石和地质矿产等方面的知识,撰写《三灵解》、《石雅》、《古矿录》等著作,开我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之先河,具有广泛影响。参与筹建中国地质学会,并任首届会长,为我国地质界一代宗师。



  章鸿钊,字演群(后改为爱存),笔名半粟。幼时家境小康,共有兄弟4人,姊妹3人,他排行第三。1882年5岁时进入他父亲章蔼士所开的蒙馆读书,由他父亲授读“四书”、“五经”约六七年,奠定了他坚实的汉学基础。17岁时,自习钻研算学,到21岁时便辑成《初步综合算草》一册。章鸿钊后来进而研究科学,自习算学实为始基。  1899年考中秀才后,应邀当私塾教师数年1902年以第一成绩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开办之东文书院。除学习文外,还兼学历史、地理、哲学、社会学诸门。他在校学习努力,仅年余对本文义已尽了解,课余开始译书。本想3年后毕业工作,不料洋公学因经费支绌而决定将东文书院停办,这对求学以报祖国章钊来说,实是意外之打击1904年在家深受缀学之苦,及秋间奉原东文书院校长罗韫锡函召,去广州在两广学务处襄办辑教科书。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毕业后本拟转入大学农科,由于农科名额所限,只能改变学科愿。

   章鸿钊在这关键时刻,抱定“宜专攻实学以备他日之用”宗旨,决然改学地质。当时他认为,“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地质者大有人在,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驱与倡之责而已”。这段自述,充分反映了他决心开创祖国地质事业宏伟愿望191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毕业获学士学之后,立即回国开展工作。

  1911年9月,当时京师学部举行留学生考试,他赴京参考,最优等成绩而得“格致科进士”。同榜中还有一从英国学地质归的丁文江,同行相遇,相谈甚洽,都有一颗为创办我国地质事的决心。他随即应聘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所以章鸿钊是国人在大学讲授地质学的第一人。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章鸿钊在实业部矿政司下设的地质科任科长。为实现其远大抱负,35岁的章鸿钊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必须勘查以摸清家底,于是行文各省考查征调4项:地质专门人员、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矿山区域图说。并拟就《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强调地质工作之重要,以唤起全国人民关注,文末附筹设地质研究所简章,意在培养青年。经过一番艰辛努力,于1913年地质研究所正式在北京成立,Z章鸿钊任所长。此名为地质研究所,实为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此后,他便全力以赴培养地质人才。

  1916年地质研究所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与该所同时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扩大,章鸿钊便出任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从事地质矿产的综合研究工作。

  1922年,在章鸿钊积极倡导下,于年初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章鸿钊被推选为首任会长。这一学术团体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28年因病,只得放弃野外地质调查,决意辞去地质调查所工作,以便有较多时间休养并从事著述。此后一段时期,章鸿钊撰写论著甚多,涉及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章鸿钊因年高多病而困居北平,闭门谢客。1940年因长子病故而心情不佳。1941年乘车失足致使左足踝骨骨折,入院近年始愈,因经济拮据,部分医药费用仗他的学生自重庆馈赠。当时日本侵略者屡次赴门敦请,他始终不屈,拒绝同日人合作。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时,宁愿将整套地质书籍出售度日,仍坚决不向侵略者低头。

  1946年应聘为南京国立编译馆编纂,从上海迁居南京地质调查所,专心著述。同年10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为表彰章鸿钊“民国初年创办最早之地质教育机关……其本人对于研究工作之兴趣,数十年来从未稍减。在矿物、岩石、地质构造及地质学史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授予金质葛利普奖章。

  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夕,虽已72岁高龄,章鸿钊仍欣然应聘出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处地质研究所顾问,为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尽力。1950年8月25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由周恩来总理任命章鸿钊为该委员会顾问。同年11月,章鸿钊专程从南京去北京参加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届扩大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从事地质工作已经43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过去环境不好,在沉闷中过日子,自从人民政府成立,情况大变,很重视地质工作……今天我们在好的环境下齐集一堂,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希望大家努力团结,为新中国的大事业而努力”。这段话语,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章鸿钊这位中国地质界的元老对地质学人的厚望。当年他被邀请作特邀代表参加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曾赋诗畅舒情怀:“爆竹声声祝太平,于今始解问苍生,林间小鸟解人意,也效嵩呼闹晚晴。”


致力于中国的地质教育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质人才

  为了开展我国的地质工作,章鸿钊认为必须有人才才能去开创事业。191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不久,即应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讲授地质学。自地质研究所——我国最早的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于191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之后,他便不遗余力投身于地质教育,培养地质人才。

  章鸿钊精心地安排了学制(3年)与课程,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图画等;专业基础课有动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及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冶金学及采矿学等。外语课除学习英语外,还开德语。保证了学生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章鸿钊十分重视野外地质工作能力的培养,增加了野外实习时间。3年共安排野外实习11次,每次短者数天,长者月余,在每次实习之后,都要写野外实习报告,章鸿钊亲自批阅学生实习报告,审定通过后方许参加期终考试。

  章鸿钊深知办学优劣之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所以为选聘教师曾多方苦心奔走。1913年从比利时学习地质获博士学位回国的翁文灏,立即被聘为地质研究所专任教授,其余如教冶金学、采矿学、测量学、德文等课程的教师,都是他悉心选聘的专家来兼职。他自己不仅具体组织领导地质研究所,而且也直接参加教学工作,课前精心编写讲义,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等科目。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解,而且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多方面地培养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初招30名,其中有的未报到入学,有的中途因故、因病退学,到1916年毕业时共为22人,其中得毕业证书的18人,得修业证书的3人,未得任何证书的1人。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章鸿钊治学要求之严。毕业生中的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谭锡畴等10余人由农商部安排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正是这些人进入地质调查所之后,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如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的地质图幅,就是由他们填制编绘的。事实证明,地质研究所培养的学生具有深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其中很多人都成为我国地质界极有影响的骨干力量。这就说明,章鸿钊主持的地质研究所办学是有成效的,由国人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是成功的。

  还应提到的是,1914年时地质研究所归属农商部,部长张季直认为该所的性质应属教育部,欲立即下令解散,后来全仗章鸿钊两次陈述意见,经过一番周折,张季直虽不坚持立即解散,但令办至该班学生毕业为止。所以,地质研究所得以如期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地质人才,章鸿钊悉心创业之功,将永留中国地质教育史册。

  章鸿钊积极倡导地质教育事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从不懈怠。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叶良辅在毕业后30余年撰文说:“领导我们的老师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先生。他们极少用言辞来训导,但凭以身作则来潜移默化”。他们“奉公守法,忠于职务,虚心容忍,与人无争,无嗜好,不贪污,重事业,轻权利”,这些为人之道,潜移默化使得“地质调查所内部,颇富于雍雍和睦,与实事求是的风气,从未有恭维迎合,明争暗斗,偏护猜忌的那些衙门恶习”。

在地质科学多个领域做出贡献

  章鸿钊除了从事地质教育之外,还在地质科学的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他以其渊博的数理知识,早在1926年就发表《从相对说检讨地质的同时》,说明地质学上的“空时”问题应如何处理。他着重指出:“中国地层对比工作不应单以古生物为标准,有时不如以造山期为标准尤为适宜。”造山运动是划分地史时期的主要根据之一,因为地层对比工作决不能脱离地质构造。所以提出这一看法,对地质科学的基础工作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后来又相继发表《从原子能推导地史晚期地理与地质同时变迁之源》(1947年)、《造山运动于地史上象征同时之规范并其施于对比之效力》(1951年),正确地阐明了时间、空间联系的重要性。

  章鸿钊十分注意震旦运动问题。早在东京学习地质时,在导师小藤文次郎指导下对太平洋区地质构造发生兴趣,对日本三岛起源问题常加注意。1936年撰文《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详细阐述了我国的震旦运动,并且指出:“日本三岛即非全部出自震旦运动之赐,亦必与南岭山脉同为震旦运动重要区域”。1947年章鸿钊又撰文《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及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根据震旦运动动向和主要火成岩特点,注意到太平洋西岸(我国沿海诸省尤著)与东岸(尤在北美西侧)自侏罗纪后均可分为五期造山运动。这种看法,对太平洋区域地壳运动的认识是富有启发性的。

  章鸿钊在学术上最显著的成就是对中国地质学史、矿物学史的研究。章鸿钊少时就感到“每遇金石名类,辄多未解,前人笺释,亦只依类相从,不加细别”而大为不便。所以从日本归国后,产生订正名物的想法。我国历代典籍涉及金石者为数众多,“一名数物”、“一物数名”、“同名异译”等混乱现象十分普遍。他抱定“第一,要沟通古今中外名实,追求其异同沿革;第二,要推论古代文和金石的关系;其余对于是非真伪聚讼不决的问题,也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科学的或比较合理的剖析的宗旨,他耗费六七年时间完成20万字的巨著《石雅》,于1921年出版。这是研究中国矿物学史的开创性工作。该书史料丰富,论述精详,例如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古书中的“襄阳甸子”就是绿松石(turquoise);《山海经》中所称的“涅石”就是矾土石(aluminite)或明矾石(alunite),而“石涅”则是石墨(graphite)。《石雅》确实起到了“沟通古今中外名实”、了解“其异同沿革”的作用,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矿物知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英国剑桥大学J.李约瑟(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25章“矿物学”曾把《石雅》列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多处引用。


  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其中历述《禹贡》、《山海经》、《诗经》等典籍和庄周、颜真卿、朱熹等人对于风化、侵蚀、石化、化石等地质现象的认识,并指出这是我国古代学者地质思想之根苗。章鸿钊为颂扬中华民族文化,先后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中国地质发展小史》(1936年)即是其中之一。

  章鸿钊很早就注意到我国用锌的问题,相继发表论文《中国用锌之起源》(1923年)和《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1925年)。他据分析新莽泉布含锌的事实,认为《史记》及《前汉书》中提到之“连”(或作“链”)即为锌矿之一种,由而隋唐之“镴”、宋之“白锡”,也当属之,并且又以分析四铢半两钱无不含锌为证,提出中国之用锌可远溯至西汉文景之世(公元前179—前141年)。这种见解,无论对于矿物学史或冶金史的研究,都是有所启迪的。

  在研究了美国B.洛乌弗尔(Laufer)所著《中国伊兰卷》(Laufer’sSino-Iranica)之后,又出版《洛氏中国伊兰编金石译证》(1925年),对洛氏书中金石部分作了译证。除译证之外,又专列“紫磨金”、“鍮石”和“金精”三者之补证,行文旁搜博考,实事求是,其中尤以“鍮石”(铜锌合金,即黄铜)为最。洛氏认为中国“鍮”字是从波斯语“偷梯雅”(tutiya)音转而来,章鸿钊经详细考证,其实是由支谦(公元222—280年吴国人)翻译印度梵文《阿难四字经》中“坦拉”(tamra)一词音转而来,并且指出“鍮石”二字虽出自梵文,但“若言中国与印度用锌之先后,似尚不能视鍮石之出处为断”,“一物之微其所系于一国之文化实至巨,故复诠释而详述之”。

  章鸿钊于1935年着手编撰《古矿录》,据我国两汉以来多种史书中有关矿产地点的资料,“以行省为经,以历朝为纬”,按矿种加以汇编,并作图示。数年间不辞辛苦,常伏案于北京图书馆搜集钩沉,到1937年60岁时方脱稿,1938年又再整理注释,并加一词《水调歌头·好江山》于卷首。他对日本侵略者入侵义愤填膺,在词中用双关语“浩荡江河南北,赤县神州万里,终古地灵蟠”来抒发他对正义力量必将蟠踞江河南北、神州万里的爱国情怀。词末两句“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不信江山能为日本侵略者所改,依旧是我大好江山的坚强信念。章鸿钊之不屈侵略势力、昂然翘首之态跃然纸上。该书1954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章鸿钊是一位渊博的学者,治学旨趣不尽以地质为限,他既是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矿物学家,又是爱国诗人。他撰有不少诗词佳作,来表达他不同时期的情怀。1946年69岁时写的一份《自述》里,作有治学七律一首:

治学何尝有坦途,羊肠曲曲几经过。

临崖未许收奔马,待旦还应傲枕戈。

虎子穷搜千百穴,骊珠隐隔万重波。

倘因诚至神来告,倚剑长天一放歌。

  其中充分反映了章鸿钊治学严谨,追求真理不怕艰险的坚毅精神。就在他准备将已成而未付印之稿册得择要次第问世,在治学征途上继续攀登之时,不幸因患肝癌不治,在1951年9月6日逝于南京。

  1951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召开的章鸿钊先生追悼会上,李四光特别陈述了章先生早年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劳绩和高尚品格,并且着重说:“章先生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始终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多次拒绝和日人合作,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为了纪念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地质学会首任会长、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和武汉地质学院联合于1987年4月召开纪念章鸿钊诞辰110周年大会,并且专门组织出版了章鸿钊遗著《六六自述》和《宝石说》。同年10月,又与北京大学联合召开纪念丁文江先生100周年、章鸿钊先生110周年诞辰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讨论会,会议期间专门播放了由章鸿钊作词并谱曲的录音带《水调歌头·好江山》,地质界学人都深深地怀念着敬爱的地质先辈。




简历

  1877年3月11日 生于浙江省湖州。

  1899年考中秀才。

  1900—1901年 在县城当家庭教师。

  1902—1903年 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东文书院。

  1904年 去广州,在两广学务处襄办编辑教科书。

  1905—1908年 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

  1909—1911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习。

  1911年 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12年 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后任北洋政府农林部技正,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讲师。

  1913—1916 年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代所长、所长。

  1916—1928 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股股长。

  1918 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教。

  1919 年兼任农业大学矿物学讲师。

  1921 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讲师。

  1922 年倡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首届会长。


  1927 年冬赴东京出席东方文化委员会会议。

  1932 年任农矿部设计委员会委员。

  1937 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46 年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纂。

  1949 年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处地质研究所顾问。

  1950 年任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由中国科学院聘任为地质学科专门委员。被邀为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1951年9月6日 因患肝癌病逝于南京。享年74岁。

主要论著

  1 章鸿钊.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地学杂志,1910(3,4);1911(12—14).

  2 章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地学杂志,1912(1,3,4).

  3 章鸿钊,翁文灏.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京华印书局,1916.

  4 章鸿钊.石炭纪略.农商公报,1918.

  5 章鸿钊.三灵解.法轮印刷局,1919.

  6 章鸿钊.石雅.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1;1927.

  7 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会志,1922,1(1).

  8 章鸿钊.达尔文之天择律与庄子之天钧律.学艺,1923,6(2).

  9 章鸿钊.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3,8(3);中国地质学会志,1923,2(1—2).

  10 章鸿钊.杭州西湖成因一解.科学,1924,9(6);中国地质学会志,1924,3(1).

  11 章鸿钊.火山.商务印书馆,1924.

  12 章鸿钊.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

  13 章鸿钊.地质学与相对说.科学,1925,10(9).

  14 章鸿钊.从相对论检讨地质的同时.学艺,1925,8(1);中国地质学会志,1926,5(1).

  15 章鸿钊.中国温泉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地理学报,1926,2(3);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大会论文集,1926.

  16 章鸿钊.从宝石所得古代东西交通观.地学杂志,1930(1).

  17 章鸿钊.十五年来中国地质研究.学艺小丛书第七种,1931.

  18 章鸿钊.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地质论评,1936,1(1).

  19 章鸿钊.中国中生代初期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地质论评,1936,1(3).

  20 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1936.

  21 章鸿钊.川盐之分布与震旦运动之关系,并关于滇盐及其他石油之一瞥.地质论评,1940,5(3).

  22 章鸿钊.太平洋区域之地壳运动与其特殊构造之成因解.地质论评,1947,12(1-2).

  23 章鸿钊.从原子能推寻地史晚期地理地质同时变迁之源.地质论评,1947,12(1-2).

  24 章鸿钊.就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此批评重加一省.地质论评,1947,12(5).

  25 章鸿钊.因悼念南延宗君想起湘桂间之铀矿.地质论评,1951,16(2).

  26 章鸿钊.造山运动于地史上象征同时之规范并其施于对比之效率.地质论评,1951,16(2).

  27 章鸿钊.周髀算经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陈子定理).中国数学杂志,1951,1(1).

  28 章鸿钊.禹之治水和勾股测量术.中国数学杂志,1951,1(1).

  29 章鸿钊.古矿录.北京:地质出版社,1954.

  30 章鸿钊.中国温泉辑要.北京:地质出版社,1956.

  31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2 章鸿钊.宝石说.武汉:武汉地质学院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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