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武 去年年底不停地开会，不停地汇报和听汇报，然后就是不断的专业重组的传闻。本来以为过年期间可以能够轻松一下，不想家里又出了些事情，精疲力尽啊！偶尔到阿果群里去看一看，
石油成因的争论时不时还在进行，看来关心的人还是不少的。有的时候问自己，作为一个专业
技术人员，专业重组在即，企业前途未卜，此时还在思考这些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没心没肺了。同时作为存续企业的技术人员，你怎么可以和股份那边的人比，人家是旱涝保收，温饱不愁的，而你首先考虑的是生存。说不定明天你就得去卖大米，那时石油是怎么生成的和你还有毛关系。但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登到网上看看争吵的情况，更有甚者还忍不住插上几句，过后实际上大多时候比较后悔。据说胡适有个卖烧饼的朋友，每天走街串巷卖吆喝，可是他却一直在探讨欧美的政治制度，期待着为祖国找到一条长治久安之路。胡适说，每想到此，都感到乐观。就当自己也是那个买烧饼的吧，给胡适们带来点乐观。
最近一直在思考，石油成因这类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有的人认为石油成因问题是
石油地质学的核心问题！嗯，看来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很重要吗？很重要吗？众所周知，但凡涉及到起源或成因之类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比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等，这些问题可能是从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的时候开始，就萦绕在古人和今人的脑际，不停地烧着我们本来可怜的脑细胞。古往今来，无数先哲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何处去？几千年了，应该说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答案。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调侃——我是谁？我就是我自己！我在哪里？我在我所在的地方——这些回答虽说调侃，可是有问题吗？天晓得。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我倒是可以悄悄告诉你：问GPS啊，但是你一定想知道你是谁，那还是问哲学家好些。那么石油的成因问题，似乎也可以归类为这样一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并不一定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那么还是首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大问题，什么是重要问题。鲁迅曾经问过：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和虽然自己只有一个夹袄却要救助一个行将冻死的人，哪个是大作为？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当然是大作为，思考的也是大问题；只有一个夹袄却要救助一个行将冻死的人无疑是小作为，当然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无论是对于那个垂危的生命，还是那个救助的人自身，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加缪认为，伽利略后来向天主教会屈服是对的，毕竟到底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相比一条生命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我是谁？我在哪里？”的问题尽管几千年来让无数聪明的脑袋困惑不已，但是人类不仅生生不息地从远古走来，而且必将向未来走去。类似地，尽管石油成因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并不阻碍石油工业的百年发展，并不妨碍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所以说石油成因的研究是个大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菩提树下思考拯救人类，也许能走出个佛祖，耶稣或者孔家二先生，但是这不是需要所有人都去做成的，大多数人还要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人生，才能让一些人坐到菩提树下。就像郭德纲说的，如果在大街上说自己是圣人，看有没有扇你嘴巴？虽说是相声包袱，但也说明这个世界不需要太多的圣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所以我觉得石油的成因问题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它是科学问题，所以需要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它是哲学问题，那么需要思辨，需要怀疑，“我思故我在”。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和一切形而上的问题一样，它可能是无用的，至少用途不大，就像没有它石油工业照样发展一样。但是它却触及到了终极和本源的问题，故而也有着很大的魅力，体现了无用之用的特点。因此就像前面所说，就当自己是那个买烧饼的，给胡适们带来点乐观吧。
无论有机成因说还是无机成因说，人类工业开采的石油都是地下深处形成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多深而已。因此如果石油成因问题想要证实或是证伪，就有两个不能说是无法跨越，至少当前很难跨越的距离：一个是相对于极度复杂的地下深处我们认识的肤浅，一个是人的生命周期与地质尺度的严重不匹配。
就以地球的核幔壳的分层结构来说吧。这个模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地震波速度。南斯拉夫科学家莫霍洛维奇研究了1909年10月8日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地震，从震中距39km到2405km的29个点的地震记录上，清楚地看到了两对P波和S波地震相，第一对是直达波，另一对是经过深处某断面的首波，其速度为7.8-8.1km/s。这个间断面后来被认为是地壳的底面，简称“莫霍面”。后来相继发现了康氏面、古登堡面等地球深部界面。1970年5月，苏联在科拉半岛西北部开钻了一口当时世界上最深的超深井，于1987年钻达12000m。当时根据地球物理资料解释，大约在9000m（约6s）处有一套反射，认为很可能就是康氏面，可是实钻结果表明在花岗岩之下根本就没有玄武岩层！这口井还取得了许多开钻前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证明了直接观察地壳内部的重要性。尽管这口井已经不是世界上最深的井了，但是几口深井的深度也就是这样了。这一深度相比于地球半径小的可怜，即使是相对于所谓的莫霍面深度，也就是十几分之一的水平，可见要想对地球深部直接观察难度有多大。
因此地下深部资料的获得只能主要依靠间接获得，一种方法是地球物理，另一种是地球化学。这两种方法的共性是人要通过仪器和所研究的世界建立联系的。就像一位思想史家所说：人们对地球内部的探索必定通过地震学家的头脑折射出来，地震学家的探索是通过他们使用的仪器折射出来的。然而仪器-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些工作都是解释性的。由于多次覆盖技术的使用以及大型计算设备性能的提高，人工地震技术尽管成本高企，却也有着其他区域地球物理技术远远无法比拟的精度。尽管如此，应用地震技术对沉积盆地的刻画也许有了长足进步，可是对基底内幕的成像依然非常困难。上世纪90年代，在松辽盆地曾经采集过12s的地震资料，目的是研究莫霍面。但是盆地基底内幕的成像极为复杂，地质现象的认识也是多解性的。下边发育了很多交叉的网格，不仅分不清那是韧性剪切带，还是深部大断裂，或是花岗岩基等地质现象，甚至无法确定哪些可能是干扰波。但是不用担心，莫霍面还是解释出来了。为什么？实际上在没有这套资料的时候，莫霍面已经“解释”出来了，已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只是你把什么特征当做莫霍面的问题，就像科拉深钻前，康氏面也被“解释”出来是一样的。至于地球化学，知识太少，不敢评说。不过地球化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一定也是间接的，即使是各种包裹体，不知道有多少是可以确定完全没有混染的，同时对它的解释有多大程度上的多解性，我想这些地球化学的专家们也许心知肚明吧，外行就不好猜测了。
西方地质学家认为区别于物理学和化学这些理论科学的根本特征在于除了理性外，它还是一门历史科学，它的目的之一是重建地球史即重建独特地质事件的时间序列。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过几百万年，文明史大约5000多年，现代地质学不过三百年的历史，而地质时间尺度动辄以百万年、千万年计，两者严重不匹配。一个人如果时隔60年去看一下始信峰上的“贾宝玉”，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可是如果是一万年，那么我想就不会没什么变化——一万年对于人也许意味着永远，对于地质，不过是一瞬间。有些地质问题不考虑时间的因素是很难理解的。当年霍尔看到阿巴契亚山脉地层厚度达到一万米以上时，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如果对地球年龄也象基督教认为的只有几千年，那么这样的地层厚度绝对是个神迹！加拿大阿塔巴斯克河巨厚的石油沥青矿让人难以理解，可是如果从这样两方面考虑：一是它是地质时间的产物，二是它是局部的聚集而非区域发育，那么它的规模也就正常了。实际上，大庆油田的油如果都转化为沥青，再有机会出露到地表，那么它的最大厚度也可达几百米。当然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不是地球漫长的演化史，那么生命的进化就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说了如此多有关时间的例子，无非是说，漫长的地质历史和时间的不可逆性，造成了地球历史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隐蔽性，增加了破译的难度。比如恐龙的灭绝，现在大多数认为是祸从天降，证据是K-T线地层中发现了高浓度的稀有元素铱。实际上这样的证据获得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将今比古的方法是建立在地球发展的稳定性上的，但是地球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也许有一个总趋势，但是其间的波动也许会很大。用将今比古的方法恐怕也只能简单、定性地重构当时的地质环境。比如通过古生物的化石重构当时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时，我觉得有时是不能忽视生物的适应能力的。比如仅仅看姑娘们的冬天穿着，恐怕很多人会得出中国的华北比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的还冷的错觉。
地球是个复杂的耗散系统，不仅结构、状态、规律、 性质复杂，而且具有与人的生命周期之间严重不匹配的时间尺度，造成地球历史信息的不完全性、难以破译的隐蔽性和获取这些信息的间接性特点。因此地质学研究的方法其实都可以归类为反演方法。反演方法的多解性难以避免，产生多解性主要原因是由于边界条件的变化，因此初始模型的建立在所有的反演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地下条件的极度复杂，时间尺度的巨大和不可逆，地质学中的初始条件建立本身就受着当前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限制。而作为地质学问题之一的石油成因问题同样无法跨越这两个距离，那么它的大多数论证，就成了理论推导理论，假说证明假说，基本上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建立在解释基础上的推论，一定是符合格式塔转换理论（如鸭兔）的。虽然如此，但石油成因问题也并非不可认识，只是我们的认识可能是局限的、阶段性的、甚至片面的。
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库恩开启了科学理解的新时代。按库恩的新科学观，科学是一种非积累性的活动，科学通过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发展。在常规科学的时期，科学是在范式指导下的解谜活动，在解谜活动继续进行过程中，范式会受到反常现象的冲击，反常现象的不断积累，使范时遇到危机，最终由新范式取而代之。库存科学观最具革命性的特点是，他强调了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在此基础上，库恩建立起他独特的科学发展图式。科学是从前科学阶段，经由意见分歧要达成一致，而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常规科学以一定的范式作为自己的专业基础，在这一范式支配下从事解谜活动，在解谜过程中，范式日臻完善，在其完善的同时，反常现象也不断增多，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和陷于危机而导致科学革命，由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和并占支配地位，随之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就这样分阶段的进行，永无止境。但这种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目标，也不是像某个终极实在或绝对真理的接近。而科学家也不是发现真理的勇敢探险家，毋宁说他们是工作的一种已确定的世界观中的解谜者。
如果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图式，目前的有机成因说大致相当于常规科学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范式日臻完善，在实践过程中大获成功，当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来自体系内部或外部的质疑。从20世纪70年代沉积物中不溶有机质干酪根热降解成烃(油气)学说在有机生油学说开始确立优势，并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找寻油气的指标（找矿准则），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寻找有机质丰度高的优质成熟--高成熟烃源岩发育的地区，应该说这些认识在石油勘探的时间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表现在形成了一系列实用的找寻石油的可靠指标(找矿准则)，同时还可以对目前绝大多数已知油田做出系统的、自洽的解释。比如松辽盆地，按照有机成因说，生油岩是青山口组，尤其是青一段的暗色泥岩，当然还有部分嫩一、二段。石油向上运移到中部组合萨葡高油层，甚至上部组合的黑帝庙油层，向下运移到扶杨油层，形成了大庆油田的几大主力产层。当然按照李传亮教授的说法，石油向下运移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认为，石油向下运移是由地层超压作为动力的，李教授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见仁见智，还是让专家们去撕吧。实际上按照石油晚期形成的解释，尽管扶杨油层位于生油层的下方，但是石油是否能向下运移并不重要。热史分析表明，青一段的大量排烃期大致是明水组末期。那个时候，松辽盆地的区域构造形态基本定型。因此，即使无需考虑向下排烃，通过断层和砂体匹配的侧向运移，青一段的油同样可以进入扶杨油层，而且从朝阳沟油田，以及长垣地区扶杨油层的油柱高度及平面分布特点来看，这种侧向运移始终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机成因说是一个系统的、可以自洽的理论。尽管在干酪根的转化，以及石油的初次运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毕竟在实践中还是非常管用的，这恐怕也是有机成因说一直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的根本原因。
即使是无机成因经常举例的西西伯利亚盆地，实际上还有一种解读，那就是有机成因的解读。据报道该盆地发育了巴任诺夫组、秋明组和三叠系坦别伊组等多套烃源岩，无论是规模还是地化指标和松辽盆地的青一段相比，大多有过之而不及。尤其是巴任诺夫组，是巨型中鄂毕河沿岸油田的主力生油层，由黑色沥青质硅化泥岩组成，其特点是有机质含量高，最高可达23%，按照有机生油说，这无疑是非常好的烃源岩了。而且我听过齐木尔基耶夫关于“小断距基底走滑断层对油气藏形成”的讲座，首先声明，他所应用的三维地震资料的品质和中国目前的水平相去甚远。他应用的“小断距基底走滑断层控藏”的理论，据说取得了100%的成功。实际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如果“小断距基底走滑断层控藏”的成功率取决于圈闭的落实，那么这并没能摆脱有机成因说的烃源岩问题，这些走滑断层与圈闭的形成关系更大，但是油源到底是来自深部还是巴任诺夫组依然不能确定；其次，西西伯利亚盆地本来的就是一个大型含油气盆地，探井应该不止37口，那么如果齐木尔基耶夫没有介绍那些采信有机成因说的探井的成功率如何，那么是不是就缺少点什么。
虽然不是学地质的，但是对于地质学上的三大争论还是有所了解。一次是著名的“水－火”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地球上的岩石究竟是在各种盆地中沉积形成的（即“水成”）的，还是因为岩浆作用形成的（即“火成”的）。第二次是“渐变与突变”之争，即地质过程的发展究竟是如莱伊尔所说的那样以缓慢和渐变为主的，还是以快速和突变为主。第三次是固定论与活动论之争，讨论包括大陆和海底在内的岩石圈板块究竟是永久固定于地球坐标系中不变的，还是曾经和多次发生过大规模的水平漂移。
究其原因，这三次大的争论和其它一些更小型的争论类似，固然有历史局限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都是从地质学的某一个角度或侧面出发，而未能将地球视作是一个有整体系统所致。结果虽各有所据，也各有所见，却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因此，我对于非黑即白的争吵一直存有戒心，尤其是经过近30年勘探工作的体会更是如此。
记得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西南的大师兄，叫赵子渊。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且你在大庆的石油
文献中也很少见到他的名字，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松辽盆地油田勘探史值得记住的一个人物。他以微幅度构造控油为思路，在三肇凹陷探井成功率达到了80%，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应该说宋芳屯，升平及模范屯等油田的发现，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个时候他使用的还是测网很稀的二维模拟地震资料，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应该说那是一个科学的春天，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成了他人生的三伏。从那以后，我们这位大师兄也逐渐淡出了勘探人员的视野，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他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位责任
工程师，一个非常闲散的职业。他的职业末段几乎就是在研究中医中度过的，据说水平不错，有不少人还找他针灸，但是难掩一生的落寞。在快退休的时候，他本来想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报告文学，曾经把稿子拿给我，希望我能帮着润色。其实他的文笔很好，可是谁也不能帮他
出版，最后实际这篇报告文学，也是不了了之——结局也就是如此。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是很关注写文章，所以大师兄留下的东西并不多，能够查到的文章是很有限的。在我这里，也只收集到了他写过的两个生产报告，即使现在看来也很有水平。诸如“改造控制建造，构造控制沉积，构造控制油气水的分布”这样的认识在现在也是闪闪发光的。
但是这位师兄也表现出了某种偏执。在他眼里，只有构造是控藏的要素，而岩性油藏就是扯淡，而且越到后期这种偏执越是严重。比如有时给他看一口不在构造的井，问他这能不能算是岩性油藏，他会很认真地在井附近找有无断层，如果有他就说断层才是主控因素，所以还是构造油藏，如果没有就会怀疑资料本身。因为这些问题和很多人争论不休，有时甚至让人难以接近。不过他后期特点，却使我比较能理解网上那些持无机成因说的人所显出的那种好斗和偏执。稍有不同意见就是敌人，没有敌人创造出敌人也要争下去。太压抑了，也许！尤其是那些认为真理在握而无从施展的人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抑——“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心茫然”啊。自由导致爱，而压抑导致深爱，深爱则有可能遮蔽了人的视野和心智，就像大师兄对岩性油藏的偏见。实际上在油气运移指向上的所有圈闭，都是一个潜在的油藏。
现在我们知道纯粹构造油藏和岩性油藏，即使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却是不争事实。勘探是分阶段性，如果过了盆地普查阶段，如果还想单一的控藏因素，那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例如，大庆油田初期，人们总结出了二级构造带控油的认识，而且把这种认识在很多地方推广。大庆油田发现在长垣上，于是在很多地方也划出长垣，现在有的油田和大庆一样也有长垣的称谓，可是那些长垣显然不如大庆长垣成功。为什么？长垣上实际上还有许多局部高点，比如大庆长垣萨葡层就发育了7个高点。大庆油田的幸运就是油源充足，整个长垣几乎大部充满。可是别的长垣就未必如此幸运，有限的油量，也许只能满足那些长垣的局部高点的聚集，而较低的部位油气聚集的概率就大大降低，这实际上就成了三级构造控油了。后来人们发现，即使有好的构造，如果没有
储层的匹配，含油性依然不会好，这时考虑的就是复合油藏了。再往后发现储层也有好坏之分——其实，随着勘探的持续深入，单一因素越来越无法解决问题，你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这是一个趋势。
有机成因说作为一个范式，应该说总会有被新范式取代的时候。如果让我预测一下，取代有机成因说会是无机成因说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我相信，无论是有机成因说还是无机成因说都不是终点。我更愿意相信下一个新范式将会是一个能包容现有有机成因说和无机成因说的综合学说，或者是二者相互渗透形成一种新的假说。一般而言，新理论再成功，旧理论也不会变成明日黄花。相反，成功的新理论，通常会将旧理论包含在内，并将我们能够精确描述的现象的范围大幅度向外扩展。例如狭义相对论将人类的认识扩展到高速运动的领域，广义相对论扩展到大质量物体的领域，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将人类的认识拓展到了微观领域。但是如果将这些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们就会退化成20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表达形式：牛顿的经典力学，或法拉第麦克斯韦等人的经典场论。尤其对于像有机成因说这种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假说，新的假说对于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被证实的认识恐怕也是无法回避的。
有机成因说和无机成因说看上去如此的对立，也许他们本身并没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首先，有机与无机本来就是人为的划分，也就是说，两者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其次，从现实的角度看，不管持何种学说，只要是在工业上应用，就必须找那些能够规模聚集以供工业开采的油藏。因此除了油源，还需要稳定可靠的盖层，完整而位置有利的圈闭，好的保存条件等，这些条件常常在沉积盆地中会大概率存在。也就是说在实践层面上，无论是有机还是无机，最后锁定的着眼处大都会是沉积盆地，也就是两者的实践目标也无大的差异，因此油来自哪里真的不很重要。如果在现实中已经定位，那么何必再问英雄出处？也就是说有机成因说和无机成因说并非是不可通约的。两者的争论和哲学史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冲突一样，都是在同一规范下的可以公平交流的冲突，是元话语内部的冲突。尽管内部有貌似激烈的争论，但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相互理解和解释，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论前提。库恩之所以强调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在于他使科学共同体成为封闭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范式，是不可侵犯的。而从这一点上我更喜欢波普尔——强调科学共同体是开放的社会，在这里“知识是客观的， 本质上是猜测的”。事实上石油成因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借助于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思辨的艺术，因此更应该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和胸怀接受多元的认识和假说。也许后现代主义的，把科学当成一种游戏，游戏的公正性在于，不能以一种游戏的合法性，强加于其他游戏之上的理解，更适合于石油成因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