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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转帖]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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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季民

已故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1977年、1978年上书中央领导,提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等等,最后邓小平做出批示:“总之,要搞百家争鸣”,但是当时黄汲清只听到传达小平精神而未见到小平批示原件。直到2004年,笔者意外地从北京的一家废品站发现了小平批示的原件及所附的黄汲清上书等资料,才逐渐了解了其中隐藏着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个公案: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一、大庆油田发现权的悄然变化

若评价新中国前30年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与经济成就,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无疑是其中之一。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第一次科学大会”授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与“两弹上天”同为一等奖,为最高科技成果奖。

石油,曾是“工业的血液”,现在是“社会的命脉”。可是在上世纪,虽然已有少数中国地质学家展望中国有油,但是广泛宣传的都是“旧中国戴着‘贫油’的帽子”。于是,当1959年9月25、26日在松辽盆地先后打出了“扶27号”和“松基3号”发现井后,《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1963年12月3日,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大庆油田是如何发现的?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那么,这个“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是什么呢?

地质科学,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熟的自然科学,在1949年前就产生了几个学派。大庆油田是依靠哪家学说发现的呢?后来的答案中国人都知道,当年把它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

李四光地质力学的奠基之作,是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1978年被“国家地质总局调查报告”认定其中有“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观点;另外李四光1954年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也被“当时的记录”认定有类似的说法……。1974年与197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表文章说:李四光根据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证我国寻找天然石油的广阔远景,特别是东部新华夏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条件,提出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从而发现了松辽、华北等油田。再加上1977年著名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等等,不但把根据地质力学发现了大庆油田的说法传遍了千家万户,而且把它捧到了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1982年,当“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重大科学成果一等奖的时候,公布的获奖者23人中,李四光名列第一,而黄汲清名列第二,另一位地质学家谢家荣则名列第三。

但是,对于大庆油田发现权的评价在不引人注意地悄然发生变化:1993年,黄汲清获得了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4年获得了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一百万元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中国实现了找油的重大突破,相继发现了大庆等高产油气田。”2002年5月28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总结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还提到:“陆相生油理论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观点,不但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无关,也认为与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无关,而理论贡献最大者是被“埋没”的谢家荣。

二、黄汲清的上书掀起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大庆油田的发现,从归功于地质力学转向归功于“陆相生油”,起因是黄汲清对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完全归功于地质力学提出了异议。

黄汲清(1904-1995),1937年任民国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解放后,担任过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顾问、石油工业部顾问、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77年和1978年,黄汲清两次上书中央,强烈批评“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指出:“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

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2004年4月,笔者与黄汲清女儿黄洁生和儿子黄渝生夫人詹某某会面时,听詹讲:黄给邓的第一封信是她通过邓楠的关系交给邓的。小平最先没有直接作出批示,而是先要地质总局拿出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的《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

1977年7月下旬邓小平正式复出,8月4日至8日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议期间的5日在地质总局的那份“情况说明”上批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八.五”。显然,小平对“情况说明”并不满意,批示为黄汲清扫除了障碍。地质总局可能是不愿让这样的“邓批”与黄汲清见面,所以黄汲清只能听到批示的传达,也因此许多人见不到原件只记得大意。

到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写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邓小平第二次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小平对国家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批示



黄汲清的上书最后获得邓小平批示,虽然只听说而没有见到,但勇气倍增,接着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强烈批评了长期存在的地质力学的一花独放,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归功于地质力学进行了公开质疑,表示“一定要遵照党中央、邓副主席多次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揭开了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序幕。

黄汲清在上书中还反映:“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里所说,就是他最早于1943年领衔完成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

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至今主要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油,因此就形成了“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的观点。依此类推,过去认为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油。加上上世纪20年代美国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等,就形成了“中国贫油”、“陆相贫油”的说法。显然,“陆相生油”理论,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而中国的“陆相生油”学说,虽然在黄汲清前就有几位学者发出了先声,但因各种原因在较长时间里都比不了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系统。不过,以上黄汲清的说法,近年来又遭到地质学者张立生“大庆油田发现与陆相生油无关”的观点的强烈反对。

三、何建明“挑起”的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邓小平1978年对黄汲清上书的批示,以及1994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授给“陆相生油”等等,当时都没有人出来反对,但埋下了引发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导火线。而引爆者,却是一年后作家何建明写的一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谨以此文献给“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院士》,刊发此文的《新生界》杂志最后不得不因此停刊。

1995年,笔者得到过当年第3期的《新生界》,读到开篇非常刺激的大字标题下强烈批判“地质力学”的一花独放:“……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和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被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35年,直到临终前的80天,他才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头上。”

笔者当时很震惊也很喜欢,不但因为文章纠正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误会、揭开了中国石油发现的一些真相,更因为揭示了中国科学界冲破思想羁绊的那段真实历史……自然也被生动的文学想象感染,接受了一些偏颇与失实之处。这样刺激的文章,立刻引来了强烈的批评与反对,形成了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焦点集中于李四光与黄汲清;何建明自然被划成了“反李派”或“黄派”;“反黄派”或“李派”,却没有有力的代表人物与文献。另外李四光的女儿李林最有名,是因为状告何建明打赢了官司。结果很遗憾,其中最有意义的学术争论,完全被“侵害名誉权”的官司掩盖了。

1996年,李林起诉《新生界》与何建明侵害名誉权,认为上述报告文学对李四光肆意诋毁,不仅损害了李四光的名誉,也给李四光的亲属造成精神损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收回文章、消除影响,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地质矿产报》和《新生界》杂志上公开认错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而何建明,以反诉原告应诉。这起“侵害名誉权纠纷案”,结果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基本认定了《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部分内容严重失实,构成了对李四光名誉权的侵害,驳回了何建明的反诉,作出了相应的判决(1996年12月6日):一、《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停止向社会发行、赠送《新生界》1995年第3期。二、《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在《光明日报》《中国地矿报》和《新生界》杂志上发表经法院审查的致歉声明,以消除侵害李四光名誉造成的影响。三、何建明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林精神抚慰金5000元、赔偿金5000元。《新生界》杂志社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林精神抚慰金5000元……

何建明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基本维持原判。

相信读者可以看出,这场官司没有也不可能对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作出判决,只是判决侵害了名誉权,反倒像给何建明文章的合理部分留下了“余地”。但有一些人认为,何建明败诉就是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的胜利。

四、小平批示原件的发现与第二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第一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随着何建明的败诉似乎波平浪静。2004年,笔者在废品站偶然淘得黄汲清上书及邓小平批示原件《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首页有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质科学院几位领导孙大光、邹家尤、王泽九等的批示或签名,页边另有批示:“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八.五”。

《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原是国家地质总局的汇报材料,摘抄一点:第一段介绍黄汲清的简历,第二段介绍黄的学术贡献,第三段叙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为地质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最后提及让黄汲清及构造地质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第四段分析黄不满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构造地质学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以后,他原有的政治待遇(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人大代表)没有了;工作上没有明确职务;没有助手;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原有的四间房子没有了(现在只有一间小房)等原因,心情不够舒畅,积极性不算高。”第五段写文革后黄的表现。第六段,前半肯定李四光及地质力学:“李四光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是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而且他创立的地质力学又在实践中卓见成效,今后应重点发展”,后半汇报对黄的安排、“地质科学院的大地构造研究组业已恢复。研究项目已纳入地质总局的科技计划。根据黄汲清同志政治条件和身体状况拟在地质科学院安排适当职务。住房问题正设法解决。”

与小平的批示在一起的,还有1978年8月30日国家地质总局石油地质组《转发“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注:即前面所说“1978年的国家地质总局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报告”)、《关于黄汲清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信中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材料》(注:以下简称“总局调查材料”)、《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呈送党中央领导的信》等等,既充分又有序,所以可以证明真实性。


1977年1月11日黄汲清写给华国锋、邓小平、方毅的信

以下再摘抄一点“黄汲清给中央的信”:
请方毅同志阅后转呈
英明领袖华主席暨邓副主席
敬爱的华主席
           邓副主席
           方毅同志:
         我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谢华主席、邓副主席……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
黄汲清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

笔者当时是《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的特约撰稿人,于是拿以上“邓批”给“档案大观”的负责人黄浩民看过。7 月中旬一天,接黄浩民电话:邓批,拿原件去看一下。下午,由黄带去见某总编;某总编看后送我一套《邓小平手迹》,又带去见国家档案局某副局长;他也认为是真的,并希望我能给国家档案馆,并说过价钱。后来在“档案大观”,某总编也说研究过“邓批”,也开过价钱。可是笔者没敢另生枝节,因为在《人物》杂志发表了笔者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文,并受到赵文津院士的强烈批评,引发了第二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未公开,怕影响自己的其他事情。

笔者得到小平批示原件及相关材料后,查阅了许多书籍和资料,先后采访了黄汲清的大儿子、女儿、二儿媳、黄汲清的助手某院士等人,还参加了“黄汲清百年纪念会”……时值“邓小平百年”和“黄汲清百年”,撰写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很快被《人物》杂志2004年第7期发表,当时署了笔名:何民。此文原本主要解密小平对黄汲清上书的批示,但免不了大量叙述黄汲清的“陆相生油”及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之争,基本接受了1994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的评价、何建明的主要看法,所以被戴上了“反李派”或“黄汲清派”的帽子流传至今。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一发表,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反对者主要是赵文津院士,他误认笔名“何民”为何建明,抛出了系列反对文章;第一篇刊登在《人物》2004年第8期“读者来信”上,内容是批评“何民”文章严重失实、批驳黄汲清“极力否定李四光先生在中国找油工作中的作用”、维护李四光“第一”的地位,声称:“关于黄汲清先生给邓小平先生的信……总局领导组织了庞大的力量进行调查,事实清楚,1978年亦已将调查报告上报给中央,并转发到部内石油系统的各单位。”

赵文说的调查报告,经查对就是上述“总局调查报告”及其附件“总局调查材料”,被他多次引为主要的根据,本文也摘抄一点:

“总局调查报告”中说:
我们遵照邓副主席“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的指示,组织专人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李四光同志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确有很大贡献,并非如黄汲清同志所称“讹传”和“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先在英国讲学,后于一九三九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中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例如华北平原,可能揭露有经济价值的重要矿产。”

“总局调查材料”中说:
一九五四年三月,李四光同志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但并不是说,除了这几个区域外,别处就可以不做工作了。”他还明确指出:“新华夏式的构造带,其主要走向为北18度东,包括太平洋一系列弧岛在内。这里所说的是第一级的大地构造,有比较长期的历史发展,其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先从新华夏式的旁边摸起,同时复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摘自当时的记录)……

遗憾的是,赵文津院士的文章后来又遭到主要是张立生的揭露与反驳,认定赵的关键证据“总局调查报告”及其“当时的记录”的以上文字,一是无中生有、二是无可查证。

《人物》编辑部,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笔者是先从网上看到赵文津的“读者来信”,个别有点“霸道”的用词后在《人物》上不见了,后来又从某院士口中知道《人物》同期还发表有赞扬者“王仁农先生来信”。可是,至今被广为流传的只有赵文津的批评、没有王仁农的赞扬;如此看《人物》同等对待双方,是很公正的。

那时,笔者正在艰难寻求出版两部书稿,虽然难忍赵文津的气势,但怕惹事,便不想介入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于是在2005年5月以“何民”写了封短信给赵文津,以求息事宁人,主要说了:一,“如果李四光在天之灵或相关人士认为我的文章伤害到了他们,我愿意在此真诚地向他们道歉!”二,我“意识到自己文章的用词行文确实存在着评价不周到的问题,我会吸取教训引以为鉴。”三,我“不会参加关于‘是谁第一个发现大庆油田?’诸如此类的争论或论战,因为这不是我的初衷”。

如果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引发1995年前后的“大庆油田发现之争”是第一轮,那么时隔8年《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引发的就是第二轮,这次是“何民”(至今还被有的人误会是何建明)与赵文津充当了双方的代表人物。不过,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并未因笔者退出而停止。

五、《李、黄、谢与大庆石油大发现》和稀泥没能为争论划上句号

2009年,时值“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人物》杂志李京华编辑约笔者撰写“大庆油田发现”的纪念文章。正好此前不久突接陌生人张立生电话:一直认“何民”是何建明、《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是何建明所写,直到问《人物》才知误会了。他向我赠送并介绍了自己研究谢家荣及其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成果。

这时,笔者对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认识已经有了变化,不同于对立的各方。应约李京华,自觉写起来太难,于是推荐张立生写;可是,《人物》不同意,非要我写。我感到有点“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味道,只好硬着头皮绞尽脑汁,应编辑要求多次修改,终于结稿《李、黄、谢与大庆石油大发现》,以“何季民”实名发表在《人物》2009年第9 期上。

感谢《人物》邀请撰写这篇文章,也使我重新思考,最后形成了基本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大庆油田的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找得出或分得清是哪个人哪一家的学术思想解决了问题。于是比较客观地介绍李、黄、谢与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关系,心想说不定可以为争论划个句号。

当然,自己也准备好了应对质疑的充足理由,其中之一是在那篇发表文章里说:“新中国成立后……李、谢、黄共事,团结如一人……绝无可能分清各家再去做事,他们不分彼此地指挥中国石油勘查,结果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暗示着至今争论各方都不注意的“时代大背景”,稍详细地说:在那个年代,旧观念被一扫而光,讲的是政治强调的“集体观念”,不允许“成名成家”、“个人主义”,尤其绝不允许“个人英雄主义”,不少知识分子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在那种大环境下,学术退到了只是少不了、要用时才去找的位置;三个旧中央研究院院士如同一次重生,只要搞出石油,哪会管是什么学说?争功评奖都是后来的事,恰如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所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学。”事实上归功于地质力学或“陆相生油”,都是后来找补的。老部长何长工也说过:人家是一个大地质学家,又创造地质力学,说了谁不相信!……

这篇文章,当时写得很费劲自己觉得很重要,私下也被某院士说写了篇很好的文章,无奈至今没有什么反响,尤其争辩各方都不提它、不把它当作“靶子”。也许因为国人都喜欢看戏,不喜欢和稀泥;也许不知道“何季民”就是“何民”,因此不重视其中发生的“变化”。


1978年5月27日对黄汲清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

六、张立生挖掘谢家荣发起了第三轮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

“挖掘”谢家荣,广义说是恢复他的名誉,早在第一轮争论之前已有;狭义说是把谢家荣拉进争议,是由地质学者张立生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起。比如他研究认为:“所谓依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到新华夏沉降带找油、发现大庆油田,所谓用陆相生油的理论找到大庆油田……原来都是根本没有的事,而当年对中国石油地质贡献最大的谢家荣先生却基本上被人忘却了。这真算得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奇观了。”——这样就不仅推翻了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也推翻了归功于黄汲清的“陆相生油”,而真正的最大的贡献者应当是谢家荣。

他三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写到:“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之类的话。为了证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是石油普查的理论基础,人们甚至借助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当时的记录’。”“《地质之光》说李四光早在1932 年就注意到了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这个问题,并且‘在1933 年的《东亚构造格架》一文中,他已作出回答’更完全是凭空捏造。”—原来,他查对过李四光一九三九年的《中国地质学》的英文原文,发现完全找不到“总局调查报告”所说的“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他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证原始资料,又发现所谓“当时的记录”也是无中生有。

另外,他还提出谢家荣在石油地质方面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1921年初,谢家荣写出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考察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者”,1930 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石油专著《石油》。“中国石油储量最早的计算者”,1937 年在莫斯科第17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石油之富源》,是中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第一篇石油地质论文。“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的制订者”,1949 年6 月,编制了《中国探矿计划》,与郭文魁一同拟在1950 年石油天然气探测计划中派52 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 个队。又写出《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最早明确地把战略目标指向了“松辽”。“松辽盆地”这个词,就是他首创……

值得重视的是,张立生对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的贡献,还表现在揭露了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只要细读一下其文,一定会唾弃为了把大庆油田发现权的桂冠堆砌到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头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道德的,有用政治取代学术之嫌。

有人评论张立生的研究成果,是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出现了第三位人物和第三种观点,说原来的“两家之争”变成了“三家之争”——而其实目前的状况是:张立生的观点迎来了不少人的拥护;而赵文津还未正经应战、“李派”至今也未出现有力的文献或代表人物;“黄派”则几乎无人应战;三家其实只有两家戏台,上场几乎只有张立生一家的“独唱”。个中原因,恐怕是无人能像张立生那样认真做学问钻故纸堆、过细地挖掘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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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收费站那么厉害,邓主席的批示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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